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5-03-16

作者：张振龙（广州理工学院教授）谈论作为中国古代士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尽管可以追溯至先秦，但其真正形成并成为士人活动的一大类别，却是在东汉时期。这时期不仅从事谈论的士人人数多，谈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也获得了快速发展

 

作者：张振龙（广州理工学院教授）谈论作为中国古代士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尽管可以追溯至先秦，但其真正形成并成为士人活动的一大类别，却是在东汉时期这时期不仅从事谈论的士人人数多，谈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走向繁荣。

士人谈论的形成、盛行及其文学书写的兴盛，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密切关联的一中国古代士人的谈论，起始于先秦诸子学派的论难，西汉经师之间的辩论也为其提供了丰富滋养东汉和帝时期，“论难”逐渐转化为“谈论”，从“论难”中派生出来，正式成为士人的一种文化活动。

东汉中后期，士人谈论又获得了快速发展，风靡整个士林此时既出现了以“谈论”以及用与“谈论”相近的“谈辞如云”“发辞抗论”“论议”等词语来指称士人谈说论辩的现象，又涌现了一批以谈论著称的专家《后汉书》记载，郭泰“善谈论”，谢甄“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符融“谈辞如云”，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等等。

可知，东汉中后期，“善谈论”既是时人评价士人长于谈说论辩的尺度，也是士人自觉追求的文化素养，在士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士人创作的书写谈论的文学，在东汉时期步入了繁荣阶段，以“论”命名的论辩文和一些碑、铭、书信等书写谈论的作品及其作家规模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论辩文作为一种文体，在先秦时期虽已成熟，但以“论”冠之篇名的仅见于《庄子》《荀子》等著作的少部分篇目西汉初期，以“论”名篇的作品也较少，后期日渐增多东汉时期，以“论”为名的作品迅速增加，现存以“论”命名的作品110篇（部）、作者34人，其中东汉初期的作品7篇（部）、作者4人，东汉中后期的作品103篇（部）、作者30人。

这时期士人创作的与“论”相近的对、说、议、难、答、驳等作品，书写士人谈论的有200余篇，作者100余人其他还有碑、铭、书信等，虽未冠以“论”名，但也有不少书写士人谈论的内容所以，无论是谈论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创作书写谈论文学的作家数量，确实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

总之，东汉士人谈论的形成、发展与盛行，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的繁荣，从历史演进的时间向度看，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步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二东汉时期，谈论文学实绩卓著的士人，大多也是善于谈论的士人；谈论素养高超的士人，也多是有谈论文学作品的士人，两者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

一是以书写谈论文学闻名的士人，不少又有很高的谈论才能《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刘毅有谈论文学《汉德论》《宪论》，又“少有文辩称”；边韶以文章知名，有口辩；边让“少辩博，能属文”；郦炎“有文才”“言论给捷”，等等。

《后汉书》其他传记中所载以创作谈论文学而著名的士人，亦有不少善于谈论的王充、仲长统、崔寔、蔡邕、荀悦、延笃等，就是代表王充、仲长统、崔寔分别创作的《论衡》《昌言》《政论》，有许多书写士人谈论的篇章，同时他们又兼善谈论。

王充“好论说”，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崔寔“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再如建安时期的王粲“问无不对”“辩论应机”，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蔡琰“博学有才辩”，曹植“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等等。

所以，建安诗人亦多集书写谈论文学的文才和辩才于一身二是以谈论著称的士人，也多创作有谈论文学的作品史载东汉以“有人伦鉴识”“好人伦”“知人”等非凡品鉴人物才能闻名于世的士人约40位，其中一些也创作有谈论文学。

如郭泰“有人伦鉴识……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庞统“性好人伦”，有《答时人问》此外，此时谈论学术的专家和谈论治国之策的军事谋略家，也创作了谈论的作品如谈论经学的大家郑玄，就著有《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答临硕难礼》等谈论之作；谈论治国之策的军事谋略家荀攸、郭嘉，也分别著有《论宜征袁谭袁尚》《论袁绍十败曹操十胜》等谈论的篇章。

三是还有一些既不以谈论又不以文学为人称道的士人，也有不少兼有谈论与书写谈论文学的才能阎忠、张玄、徐防、刘陶等，就属此类他们的谈论素养既无法与当时以谈论闻名的士人并论，文才也不能与同时代以创作著称的士人比肩，然而也具有一定的谈论与书写谈论文学的才能。

如阎忠的《说皇甫嵩》、张玄的《说张温》等，从其言辞看，两人通晓古今、明于治乱、洞悉兵机，言说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是兼有一定谈论和书写谈论文学修养的有才之士徐防的《五经宜为章句疏》，刘陶的《上疏陈事》《诣阙上书讼朱穆》《改铸大钱议》等作品，也体现出了一定的谈论和创作谈论文学的才能。

这说明东汉那些既不以谈论又不以文学为人称扬的士人，其中也有一些同时具备一定谈论和创作谈论文学素养的有识之士可见，东汉时期作为谈论主体的士人和作为创作书写谈论文学主体的士人，在很多情况下是重合的，两者存在着主体向度上的同一性。

三东汉之前，士人谈论及其文学书写的内容比较单纯春秋战国，士人颂《诗》引《诗》，主要把《诗》作为外交、宴集等场合的内容，关注的是《诗》的伦理和政治外交功能；诸子之间的论难，也以谈论自己治国理政的思想为主西汉时期，士人谈论的内容也多围绕儒家思想展开，在察举、征辟选拔人才制度和士人的经术论辩中，都有典型体现。

东汉时期，士人谈论的内容得到了很大拓展，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学术、文学等方面其中政治谈论，既有对执政者治国理政、门第身份的评价，又有对外戚、宦官擅权的评议，还有对东汉后期军阀割据、天下政治形势的评析；人物谈论，对士人知识素养、道德品行、治国理政之能、运筹帷幄之策、能言善辩之智、文学创作之才等，均有涉及；学术谈论，突破了西汉以今文经学为主的格局，不仅兼及今古文经学，而且还对道家、法家等给予了关注；文学谈论，是这时期士人谈论的亮点，包括作家作品、文体、文学风格、文学价值等内容。

同时，这时期还出现了游谈这一娱乐性的谈论所以，东汉士人谈论的内容较前代确实丰富了，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东汉时期，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作品，有以班彪《王命论》等为代表的谈论历史的史论，有以崔寔《政论》等为代表的指切时要的政论，有以王符《潜夫论》等为代表的刺世讥俗的讽论，有以鲁丕《上疏论说经》等为代表的探究经学的术论，有以蔡邕《陈仲举李元礼论》等为代表的评价人物的人论，有以曹丕《典论·论文》等为代表的品评文学的文论，有以边韶《对嘲》等为代表的游戏性的戏论，其他还有谈论刑礼、攻伐等方面的专论等，题材广泛。

这说明，东汉士人谈论的内容与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的内容，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具有很高的关联度综上所述，东汉时期士人谈论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形成于和帝时期，发展盛行于东汉中后期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的大量出现和繁荣，也在东汉中后期。

两者不仅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同步性，而且在主体和内容上也彰显出高度的同一性与一致性这是东汉士人谈论及其文学书写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典型表征，是从事两者关系研究的起点和关键所在，对全面深化东汉士人谈论及其文学书写互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0日 16版）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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