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12-10

原文刊载于《俄罗斯文艺》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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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 动物叙事谱系*郑永旺 王威*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流派研究”（项目批准号：17BWW043）的阶段性成果摘要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以动物为原型塑造形象的文学传统，但早期的动物形象多出现在寓言等少数体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形象逐渐丰满，而且题材日益广泛，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成为一种象征符号。

俄罗斯文学中动物叙事的一系列特征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就已现端倪俄罗斯作家或借用动物的眼睛来审视人性、观察世界、体验人的情感，或突出动物身上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动物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同一性或相异性关键词 动物叙事 寓言 讽寓性 克雷洛夫

早期文学中的动物形象多见于寓言体裁，并兼具两种属性，一是人的属性，这些文学作品虽以动物的视角来审视人性、观察世界，但让动物具有某些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二是保留动物的原有属性，作家只是突出动物身上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动物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同一性或相异性。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动物都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隐喻，而隐喻之所以成立，按马修·卡拉柯的观点，是因为“人的身体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生物（尤其是动物）相似，正是这种相似使我们惯从于从动物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存在问题”。

[1](51)伊索式的寓言使得作家得以运用拟人化手法和讽喻形式，揭露人性与社会本质，反映不平等社会现象，歌颂善良与美好，彰显弱者的智慧，抨击强者的残暴，譬如在百兽之王面前，兔子等弱小动物不可以露出自己的牙齿，因为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弱者永远是有罪之身。

动物不再是简单的会“动”的“物”，而是有思想有灵魂有一双慧眼的生命体，见微知著，有意无意之间，做惊人妙语，参透世情，看透人性，在荒诞中表现真实这种情形在20－21世纪的国别文学中得到深化，如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佩列文的《昆虫的生活》等作品。

动物形象也再现了文学中人的原始思维（比如希望拥有动物的某些素质）和文学的文化属性（借动物传达人的思想诉求）具体来说，无论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依然可以在动物身上发现人的兽性和动物的人性文学的动物叙事在人类学意义上强调表现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相互模仿的地方，在某些特定时刻，人只有依照动物的方式才能生存下去（比如放弃良知），文化以动物图腾为媒介实现人的祖先与动物之间神秘关系的确认。

人在动物身上得到关于自身的知识，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那样：“人可以从自然中抽取出动物之间的区别并将其转移到文化中去（或者借助对立与对比描述这些区别），从而使其概念化，或取用具体的、不可消失的部分：羽毛、嘴、齿——它们都可构成一种‘抽象’，这些区别可被一些人的团体当作象征。

”[2](123)文学习惯性地以人类为主体来凝视动物行为或者动物形象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人只有撇开人的精神世界，沉浸在动物的自身状态中，才能真正地思索动物存在的意义，“行为只是在动物的自在沉浸基础上才可能的一般性的存在方式。

我们应当把动物特有的依其自身的存在界定为沉浸，这种沉浸于人的自我毫无关系，在动物的自在沉浸中，它所有的行为都是可能的”[3](61)人像动物一样思考和生存在很多电影文本和文学文本中得以实现，但那仅仅是关于动物的想象。

这种想象可以是人类共有的，也可以是某个民族的集体想象，这种集体想象被洛谢夫称之为“象征符号”①(①洛谢夫认为，象征符号是区分不同民族特征的重要标记，而且，事物一旦成为象征符号就具有了所指的稳定性，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就是，成为象征符号的事物被民族高度认可，并具有不可更改性。

参见：Лосев А.Ф. Проблема символа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5. С.145.)（символика）如此，动物形象经过时间的加工和人类的想象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并“将其转移到文化中去”，比如狐狸在很多世界文学作品中都是狡猾的代名词，而且一些东方文学作品会让狐狸变成美女去勾引男人。

但也有其他一些可能，同样的动物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视域中变成属性截然相反的两种动物，对中国人而言，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但对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长大的人来说，龙是喷火的怪兽，是邪恶的象征

一、俄罗斯文学中动物叙事的文化基础……俄罗斯文学的动物书写传统折射了本民族的审美取向，并与世界范围内很多民族对动物习性的阐释趋同，但也有一些动物具有其他民族没有的“俄罗斯性”（比如对熊的偏爱）动物形象大致以三种形态存在，第一为民间形态，人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法解读动物和人的关系，在这种形态中，传说和童话故事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本，比如奥列格之死充满了文学中常见的奇幻色彩，却以《古史纪年》这种历史文本为记忆载体，从马的骸骨中钻出的毒蛇是奥列格悲剧命运必将应验的证据，但奥列格的“坟墓至今依然存在”。

[4](19)的意义不在于对动物形象的描述，而在于人们借助蛇来说明“显示奇迹并不是为了惑众”，[4](21)在于表明基督教才是人最终摆脱诅咒的理论，只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不被诅咒所左右，这也间接地证明，奥列格的信仰或是不坚定，或是诅咒的力量就像契约，神也不能破坏。

历史文本通常会给伟大的人物安排一个不同于普通人的命运结局，以彰显该人物不同于普通人的价值第二种是宗教信仰的形态，无论是多神教还是其他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有借助某些动物来诠释信仰得以存在的“象征符号”，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常被人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比如叼回橄榄枝的鸽子代表了和平、安静和幸福，诱惑亚当吃下智慧树果实的蛇就永远遭受人的唾弃，羊因为长了一双魔鬼的眼睛就只能成为替罪的牺牲，虽然羊本身没有罪。

第三就是文学形式，文学常以前两种形式为资源，并与之相互借鉴，汲取营养，以动物为媒介传达文化的声音和人的审美感受，但是，这种书写策略从一开始就将动物置于客体的地位，动物们拟人的思维和行动是人想象和操纵的结果，目的在于完成人对世界、生活的认知，所以阿甘本指出，“诗歌不断地被暴露在让动物无拘无束地与毫无保留地化身成人的风险当中”，。

[3](71)而“化身成人”就让动物承担了道德的重负，被迫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19世纪很多寓言作品中的某些动物变成了人的伦理选择的标准，换言之，让奥列格中毒的那条蛇被迫化身为恶的代言者，这种人本主义思维模式下的动物是动物存在的民间形态和文学形态，也在阿法纳西耶夫（А.Н. Афанасьев，1826－1871）搜集整理的三卷本《俄罗斯民间童话》（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1957）中得到非常集中的体现，表现为人假动物之名阐释大千世界，让动物们表达人的情感。

普罗普（В. Пропп）在这三卷本的《前言》中写道，阿法纳西耶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民间诗歌有着极大的热情，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建构，这种热情才是阿法纳西耶夫不辞辛苦搜集并整理民间童话的动力”[5](8)

这些民间故事涵盖的时间范围很广，但大多数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原生态特征明显这种民间童话中的动物与后来克雷洛夫等人笔下精致的动物形象有本质的区别，民间童话故事中的动物大多表现了俄罗斯人朴素的宇宙观，文学作品（比如寓言）的精密设计感反而使得作品的训诫、讽喻和教诲掺杂了作家个体的感受。

简言之，在“《俄罗斯民间童话》之中，依然可以窥见人们原始的思维模式和原始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化的、消极的太阳崇拜，显示了人的劳作和他与自然进行积极斗争的决心”[5](7)这意味着，文学领域的（艺术领域的）动物叙事从一开始就是人的宗教思维和日常生活思维两种形式的有机结合，如在阿法纳西耶夫所搜集的关于熊和狼的童话中，就显示了俄罗斯人对这两种动物最原初的态度，同时也符合普通人基于生存考量而得出的生存逻辑。

熊和狼在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里是具有图腾崇拜功能的动物在多神教时期，俄罗斯人称熊为森林之王，并与爷爷（дедушка）、主人（хозяин）产生关联，熊甚至和婚姻、生育有关，“想要测定女子是否保持童贞，就让她和熊对视，根据熊的吼叫来进行判断。

”[6](31)在纯粹的民间童话里，熊和狼的图腾价值被淡化，而表现出人与环境斗争的勇气与智慧，这是因为，“民众观察所涉及的内容其实非常丰富，既有形态上的，也有心理方面的，人们注意到的不仅仅是动物王国中诸动物的外形和独有特征，同时体会到人在假借动物的身体时人的自身体验，能够尽量捕捉各种动物所代表的最本质的精神和品格，有些是他们喜欢的，有些是讨厌的。

”[7](1)在阿法纳西耶夫搜集的《农夫、熊和狐狸》中，熊常与人打赌，总是被人戏弄，最后恼羞成怒，要撕碎农夫，狐狸出来帮忙，寄希望从中得到好处，但最后人借助狗的力量杀掉了狐狸[8](37-38)在人、熊、和狐狸的智商比拼中，人这种动物对其他动物是一种降维打击，但至少作者让人和其他动物处于同一个层面，即大家都是“动物”。

熊是愚蠢的、残暴的，根本没有早期东斯拉夫神话中那么可爱；狐狸一如既往地聪明，总希望能从其他动物的争斗中牟利；人则是阴谋的动物狼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常常扮演悲剧角色，这与《托尔斯泰献给孩子们的书》和《克雷洛夫寓言全集》中的情形类似，狼常遭到狐狸的算计，成为动物世界中凶残但智力堪忧的存在。

狐狸和狼这对冤家常常成对出现，彼此对比，完成作家对动物品行具象的或抽象的阐释狐狸和狼的各种故事深入人心，也是民间文学中无法缺席的两个重要角色熊的笨拙、狼的凶残、狐狸的狡诈在后来的寓言故事中得到了更加立体的表达，也增加了更多的讽寓性（аллегоричность）。

克雷洛夫、德米特里耶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寓言作品既和伊索寓言和拉封丹的寓言存在文际关系，也凸显出俄罗斯人对动物身上的“人性”和人身上的“动物性”的认识，而这些功能的实现要依赖这些动物身上所携带的能体现俄罗斯民族性的“象征符号”。

二、12 世纪：动物叙事的童年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动物叙事按时间大致分成12世纪的童年时期（代表性作品有《伊戈尔远征记》等）、18世纪的蛰伏时期和19世纪的经典化时期每个时期并没有严格的分野，但大体上动物书写和俄罗斯文化的演进与外部文化的融合等诸因素有密切关系。

12世纪前后俄罗斯文学的动物叙事中，动物通常不是文学文本的核心审美事件，其功能多为辅助性的《伊戈尔远征记》除了宣扬多神教诸神的威力和几处微不足道的关于基督教的素描外，作者主要通过动物形象来描写人的精神状态、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功绩，“最能体现早期俄罗斯人的审美观的是《伊戈尔远征记》中的自然，或者说由自然物件和现象构成的人的生活空间。

”[9](574)《伊戈尔远征记》中出现的动物有灰狼（серый волк）、苍鹰（орел）、隼（сокол）、快马（борзые кони）、狐狸（лисица）、夜莺（соловей）、寒鸦（галка）、野牛（тур）、枭妖（див）、渡鸦（ворон，大嘴乌鸦或大乌鸦）、天鹅（лебедь）以及花豹（гепард）等。

这些动物的某些特征被作者用于修饰人的品格，使本体拥有了喻体的属性，如把鲍扬比作夜莺，把弗谢沃洛德比作野牛此外，作者的动物书写更注重动物专有的、但能与人的行为或思想构成联想的特质，如狼奔跑的速度与捕猎的激情，鹰或者隼的自由与骄傲，还有渡鸦与寒鸦身上能引发死亡联想的气质，再就是借用波斯等民族的神灵（枭妖）来恐吓罗斯的敌人。

这些动物中，狼保留了斯拉夫神话中形象的正面意义，“它（狼）又有先觉之明、擅长魔法的特性，愿意帮助好人”，[6](32)这和阿法纳西耶夫搜集的民间故事中的狼区别很大，具体来说，史诗将狼描述得更有诗意，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凶残和狡诈。

《伊戈尔远征记》将速度与激情结合，通过伊戈尔士兵的士气表现出来：“他们纵马驰骋，\好比原野上的灰狼，\为自己寻求美名，\为王公寻求荣光”[10](5)狼也是对鲍扬创作激情的比喻：“因为先知鲍扬，\若是想把什么人歌唱，\思绪立刻在树枝上飘荡，\像一头灰狼在大地上奔跑……”

[10](1)这一时期，狼作为喻体，其价值在于能够表现鲍扬飞扬的思绪和战马的速度，这又与19世纪经典化时期狼的形象不同，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入狗窝》（Волк на псарне）中的狼和《伊戈尔远征记》中的狼简直判若两“狼”，因为《伊戈尔远征记》中“狼性”的价值不在于训诫和教诲，作者需要的是狼的身体素质，战士是本体，以狼为喻体，动物原始野性为圆整人物形象服务。

《伊戈尔远征记》中，动物的存在意义在于抽象地或者具象地表现人的战斗精神，用哲学家阿甘本的话说，“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同神的关系最光彩夺目的领域，依赖于我们与动物相区分的更黑暗的领域”[3](20)那些“更黑暗的领域”是人所不具备的，海德格尔用“深渊”来形容这个领域，认为“绽出之生存与仅仅活着的生物之间存在一道深渊”。

[1](53)因此，对动物种种习性的描述，其实都是基于人的审美诉求。

《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对鹰、隼、渡鸦、寒鸦等鸟类基于作品的审美进行了精细的刻画对鹰、隼等猛禽的喜爱与当时罗斯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而且这种欣赏的态度延续到今天，渗透到宗教和日常生活当中，“在基督教的艺术作品中，鹰常常成为《福音书》作者约翰的化身，也象征着升天的先知以利亚和复活的耶稣。

”[11](333)动物叙事的童年时期也是对当时罗斯人生活方式的文学折射，鹰和隼等猛禽最能激发他们的想象，②（②东斯拉夫人和来自北欧的瓦良格人在融合的过程中，也把自己对某些动物的喜好，如猛禽，植入到文化之中。

魏荒弩的译本没有明确区分орел和сокол，一般译为鹰，本文也不进行细分）鲍扬的思绪亦可以“像一只蓝灰的苍鹰在云彩下飞翔”（Сизым орлом к облакам летел!），[10](1)苍鹰也是伊戈尔的战士，“啊，雄鹰搏击着群鸟，遥遥飞向了海滨”（О, слишком далеко Сокол залетел. Избивая птиц–до моря），

[10](11)鹰是自由与力量的化身，它以飞翔速度快、观察力惊人和视觉敏锐受到俄罗斯人乃至世界很多民族的喜欢，并成为很多民族文学中的象征符号《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渡鸦和寒鸦在俄语中是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鸟类，也是和死亡相关的意象。

渡鸦（ворон）、③（③《伊戈尔远征记》中出现的不是乌鸦（ворона），而是渡鸦（ворон），或大嘴乌鸦魏荒弩的译本并没有对ворон和ворона进行区分，都译为乌鸦）乌鸦（ворона）、寒鸦（галка）分属鸦科中的不同亚种，《旧约·创世记》第8章6－7节写道：“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

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根据俄文版《旧约·创世记》，挪亚放出去的是渡鸦，而不是乌鸦④（④目前中文版的《旧约·创世记》中，挪亚所放出的是乌鸦俄文版《旧约·创世记》第8章6-7中写道：По прошествии сорока дней Ной открыл сделанное им окно ковчега и выпустил ворона, [чтобы видеть, убыла ли вода с земли,] который, вылетев, отлетал и прилетал, пока осушилась земля от воды.。

）渡鸦是民间传说中是受到诅咒的鸟，它代表死亡和邪恶的力量，之所以没有回来，很大程度上是贪恋遍地的食物，尤其是洪水后腐烂的各种动物的尸体，在它的食谱上，尸体（包括人的）是美味佳肴，饿殍遍野的日子就是渡鸦的嘉年华。

因此，《伊戈尔远征记》中就出现了“但乌鸦（渡鸦）却一面分啄着尸体，\一面呱呱地叫个不停……”[10](9)的景象渡鸦象征死亡，但真正的勇士可以直面死亡和邪恶，所以，“奥列格的后裔在荒原露宿\飞得多么遥远！\他们生来原不是受人凌辱的，\无论什么苍鹰，\还是白隼，\或是你这黑色的乌鸦，\邪恶的波洛夫人！”。

[10](7)现实中的寒鸦是很吵闹的鸟，常常发出刺耳的连续不断的叫声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寒鸦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出现时多以尖厉的叫声来显示存在感，“夜莺的啼啭悄然入睡，\寒鸦的噪声已经苏醒”，[10](6)。

这是大战在即的预警，寒鸦凄厉的叫声划过长空，人或死亡，或成为英雄，“罗斯人以红色的盾牌遮断了辽阔的原野，\为自己寻求美名，为王公寻求光荣”[10](6)战毕，乌鸦（渡鸦）分啄尸体，“而寒鸦也在谈着自己的话题，\打算向自己的猎物飞去。

”[10](9-10)《伊戈尔远征记》中，无论是渡鸦还是寒鸦，都从死亡中获得利益，这两种鸦科动物都起到了渲染死亡气氛的作用三、13－18 世纪动物叙事的蛰伏时期……13－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从欧洲，主要是从法国文学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在18世纪，俄罗斯开始西化，对法国文化尤为推崇，法国元素几乎成为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标配，“18世纪法国作家创作的流行文学不同程度得到俄译，并且越是流行的法国文学，被重译的机会越多，”。

[12](149)拉封丹的寓言在这一时期有多种俄文版本但是，这些外来文化在13－18世纪对俄罗斯的影响依然是草图式的，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还未到来，这一时期的动物叙事也远远谈不上精致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戈尔远征记》里面记录的俄罗斯大地随着蒙古大军的到来和金帐汗国的建立而逐渐东方化，而稍后的“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俄罗斯时局的动荡虽为后世俄罗斯戏剧提供了很多题材，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生存是第一要务。

蒙古人的统治割裂了俄罗斯文明的发展进程，俄罗斯传统文化嵌入了蒙古因素，按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所谓的蒙古化就是野蛮化，人变得更加狡猾和没有底线，“那时莫斯科的大公们突然学会了察言观色，知道如何看待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知道审时度势。

首先就有一大批莫斯科王公变成贪婪的掠夺者……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于1248年突然袭击了自己的叔叔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通过非法手段将其从弗拉基米尔的宝座上赶走”[13](13)别林斯基对金帐汗国时期的俄罗斯文化现状痛心疾首，他坚信，“我国民族性的最重要的缺点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外面传过来的，对此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克服它们，而我们已开始克服它们。

”[14](62-63)从文学的角度看，别林斯基所说的“克服”是在蒙古人被赶走之后才逐渐出现的，而方法就是模仿和吸收法国文化17世纪下半期，在经历了1598－1613的“混乱时期”之后，这种“克服”过程也没有完全终结，蒙古式的统治给俄罗斯留下了等级观念和腐败的司法制度，普通民众只能假借动物和伊索式的语言来抒发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民间故事《约尔什·约尔什维奇儿子谢京尼科夫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Ерше Ершовиче, сыне Щетинникове）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作品，这部作品较为完整地反映了莫斯科公国（Москов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诉讼程序的细节，折射了17世纪俄罗斯强占他人土地的普遍现象，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也反映了因为战事频繁导致的土地所属关系的混乱。

这是一篇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寓言，除了鱼的形象与鱼的内在性格构成合理的逻辑关系外（如法官皆为身形硕大的鲟鱼、白鲟和大白鱼等），作者也揭示了在弱肉强食的17世纪，只有谙熟生存之道者才能生存，这方面欧鳊就是例子，它虽然是湖水中生活的普通鱼类，但普通而不简单，在状纸里，它称法官为“众鱼中最尊贵的先生和最高贵的贵族”，。

[15](221)“众鱼中最尊贵的先生”之一的鲶鱼在鱼类中以凶猛著称，但在寻找“声望非常棒的鲱鱼”之事上则闪烁其词，体现了它的老江湖特点：“法官派警察河鲈去找鲱鱼，河鲈向精明的鲶鱼询问，鲶鱼的确狡猾，它说不想参与这件事，而且声称自己肚子太大，不能游太远，所以什么都没看见。

”[15](222)而“声誉非常棒的鲱鱼”在法庭上见风使舵，信誓旦旦地说：“罗斯托夫湖自古以来就是欧鳊的，棘鲈来这里过夜都不行，没有人放它进来”[15](222)作者⑤（⑤作者不可考）并没有让棘鲈举起所谓的正义大旗，它同样圆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棘鲈无缘进入罗斯托夫湖，是因为它多刺，莫斯科人可以花很少的钱买很多这样的鱼，一半吃下，一半喂狗。

审判的结果是，棘鲈被判处“笞刑”该故事指向性明确，寓意深刻，众鱼是戴着动物面具的人这部作品为19世纪的动物叙事经典化提供了一套寓言的审美参照标准：首先，动物的形体和现实中的职业有某种对应关系（身材肥硕的鲟鱼充当法官，草根阶层如棘鲈也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其次，民间故事，无论是俄罗斯国内的民间故事还是舶来品都能成为寓言家的素材，并可以进行改编；最后，动物书写的核心价值在于讽刺、训诫等，而不是简单的形象塑造。

在动物叙事的蛰伏时期，寓言作家的地位十分尴尬，比如“德米特里耶夫的动物寓言几乎都是从法国翻译过来的，而且他自称是感伤主义作家”⑥（⑥Дмитриев И.И. [OE].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митрие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寓言创作如同当年歌德对寓言的评价一样：“诗人从一般之中寻求特殊，与他在特殊之中看到一般存在很大的区别前者产生寓言，其中，特殊仅仅用作一般的实例或例子；然而，后者却是诗的真正本质”[16](132)对寓言家的地位，歌德持谨慎的态度。

但这种情况在19世纪的寓言体裁中得到改变，因为克雷洛夫等一大批寓言家改变了人们对寓言的看法，也相应地改变了人们对动物形象的态度，如本雅明对艺术价值的判断一样，“掌握了特殊之全部生命力的人也掌握了一般，而不必意识到一般，或只在最后阶段才意识到一般。

”[16](132)四、经典化时期克雷洛夫的动物书写……19世纪的动物形象多存在于寓言体裁之中，虽然这一时期，茹科夫斯基（В. Жуковский）、德米特里耶夫（И.И. Дмитриев，1760－1837）

⑦（⑦从辈分上讲，德米特里耶夫是克雷洛夫的老师，而且克雷洛夫在寓言创作方面得到了德米特里耶夫的提携，但德氏涉猎广泛，而克雷洛夫专攻寓言，在寓言方面的创作成就远超老师）在寓言中创作了不少动物形象，普希金也写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他们都娴熟地运用动物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态度，德米特里耶夫的寓言创作更多的是在翻译基础上的改写，而“克雷洛夫把赫姆尼哲和德米特里耶夫远远地撇在了后面，在寓言中达到了极度的完美。

”[17](48)但这依然改变不了克雷洛夫早期寓言“过度借鉴”的嫌疑，比如《狼与羊》《农夫与蛇》这种在《伊索寓言》和《拉封丹寓言》中的作品均可以在《克雷洛夫寓言全集》找到改写的版本晚期的克雷洛夫使这些动物身上的“人性”和人的“动物性”有了俄罗斯特色，除了凶残之外，还显示了俄罗斯各个阶层的诉求、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以及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рылов克雷洛夫的同时代人如巴丘什科夫（К. Батюшков）、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А. 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维亚泽姆斯基（П. Вяземский）、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都对克雷洛夫的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其中，别林斯基和20世纪的洛特曼（Ю.М. Лотман）的评价最具代表性。

在克雷洛夫出版了《克雷洛夫寓言全集》后，别林斯基将其与拉封丹并列在一起，认为“拉封丹和克雷洛夫的的确确是自己祖国文学的光荣与骄傲，”6这样的赞誉几乎把克雷洛夫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与俄罗斯散文之父果戈理并置。

进入19世纪中后期，小说的风头盖过了寓言，但克雷洛夫在塑造动物形象方面的贡献依然不可小觑，洛特曼甚至认为，“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动物叙事就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第一步，普希金和果戈理正是沿着克雷洛夫的足迹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

”[18](312)但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动物书写和法国文学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法国文化思潮席卷俄罗斯，俄罗斯作家在文学艺术领域积极模仿，在刻画动物形象方面也不例外毋庸置疑，克雷洛夫笔下的动物与法国文学中的动物存在明显的文际关系，在形式上，克雷洛夫和同时代的德米特里耶夫、茹科夫斯基等人都采用了法国作家菲利普·德·唐（Philippe de Thaon，1121－1135）的诗体形式，但从讽寓和训诫意义方面分析，对克雷洛夫影响最大的是拉封丹，有学者依然坚持“克雷洛夫最初发表的寓言就是对拉封丹作品的翻译”。

[19](19)这样的观点茹科夫斯基为克雷洛夫翻译式的借鉴进行了辩护：“翻译者在翻译散文时就像是奴隶，但翻译诗歌时他就是竞争者”[20](77)因为寓言多用诗的形式包装，所以在茹科夫斯基看来，寓言也是诗歌，而且难度更大，过程中的改写成了“过度借鉴”的借口。

但对动物叙事的训诫意义方面，克雷洛夫进行了调整拉封丹和克雷洛夫的《乌鸦与狐狸》《狼和小羊》《农夫和蛇》等寓言都取材与伊索寓言伊索《大鸦与狐狸》的结尾将大鸦（乌鸦）变成人的喻体，用“鸦性”来诠释人性的弱点，“这故事适用于愚蠢的人”。

[21](60)而拉封丹的《乌鸦与狐狸》明显淡化了乌鸦中所隐藏的人性弱点，“乌鸦窘得很，羞容满面，\他赌咒发誓，说今后不再受骗，\可惜就是晚了一点”[22](2)克雷洛夫的寓言不是对拉封丹寓言的简单翻译，按茹科夫斯基的话，克雷洛夫成了“竞争者”，在故事的开头，克雷洛夫加上了乌鸦受骗源自“鸦性”（人性）的弱点，而且说的更加详细：“曾经三番五次警告世人，\阿谀奉承卑鄙害人；\但一切都归徒劳，\马屁精总能在人们心里找到一个空挡。

”[23](8)其次，克雷洛夫从拉封丹的创作中学到了写诗的技巧，即“克雷洛夫从拉封丹创作中学会了将看似轻松简单的故事变得具有画面感”[20](79)在动物进入以克雷洛夫为代表的经典化时期，动物叙事成为文学表达民族思维的方法之一，从这个时期的动物形象身上虽然仍能看到法国文学的影响，但动物更多地具有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无论从动物的选择上，还是动物的习性以及人看待动物的方式上皆如此，狐狸、狗、狼等动物传达的是俄罗斯民族的世界感受；体裁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克雷洛夫对动物认知还无法进一步展开，只能局限在教育、训诫等意义上；这种情况在《托尔斯泰献给孩子们的书》里得到了改变，这是因为，托尔斯泰通过“记述”（рассказ）、往事（быль）、童话（сказка）等多种体裁以不同角度将动物展现出来。

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动物种类庞杂，按强弱来分，处于食物链中端和顶端的有狼、狮子、鹰、熊、狐狸等；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有羊、鸡、老鼠、松鼠和驴等除了哺乳类和鸟类外，还有昆虫，如苍蝇、蚊子、蜻蜓、蛀虫等非哺乳类生物。

根据1992年《克雷洛夫寓言集》中文版统计，⑧（⑧参见克雷洛夫：克雷洛夫寓言集[M]，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有关狼的寓言共12篇，狼的出场次数第一；与狼并列第一的是狐狸；狮子占第二位，出场次数为11次；出场次数居于第三位的是狗，共10次。

这些动物很少单独出现，往往与其他动物构成组合，通过行为对比来表现各自的价值和它们的“物性”与“人性”狼在克雷洛夫的寓言中一般不会单独出现，作家通过狼与其他动物的交往行为来书写狼的复杂、狡猾和伪善等属性克雷洛夫的寓言与《托尔斯泰献给孩子们的书》中的寓言有很大区别，托尔斯泰的读者是儿童，而克雷洛夫寓言的读者不仅仅局限于儿童。

在《狼落狗窝》中至少出现了三个角色：狼、狗、猎狗总管，再凶残的狼在众狗群殴之下也只能设法保命，而那个号令一切的猎狗总管，就是当年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库图佐夫元帅的化身，误入狗窝的狼，毫无疑问就是拿破仑[24](244)

狼时常象征统治阶级，别林斯基在这种动物的身上看到了统治阶层对民众的欺凌（如《狼与小羊》《狼与绵羊》等），即“强者对弱者的欺凌”，[25](149)但对两个实力强大的对手而言，若不能结盟，可能就是敌手如果吞食弱者是出于生存的本能，那么消灭敌手就是一种安全的需要，面对狮子，狼又是弱者，在《狮子与狼》中，百兽之王容忍小狗吃它的食物，却无法忍受狼学小狗的样子来攫取它的美餐，最后把狼变成了一道菜肴。

[23](222)克雷洛夫对狼的描述保留了民间对狼憎恶的痕迹，因为“狼常与死者和魔鬼为伍，代表了人类对立的异己力量”，[6](31)不见了《伊戈尔远征记》中对狼的崇拜，也找不到东斯拉夫人敬慕“它又有先觉之明、擅长魔法的特性”

[6](31)等特性狐狸在克雷洛夫笔下具有丰富而强烈的讽寓性，狐狸的出场，使“作品就其直接和表面之外还有另一层比喻的意义”，[26](126)这“另一层比喻”就是把狐狸描写成阴谋的动物对克雷洛夫笔下的狐狸形象，别林斯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克雷洛夫塑造的狐狸让人耳目一新，不但狡猾，而且懂话术，还没有良心，。

[25](217)但这三点是狐狸普遍的“物设”，仅凭这种“物设”就能“让人耳目一新”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克雷洛夫笔下的狐狸更具有东方特点，即表现强烈的媚感，这才是克雷洛夫的狐狸的特色具体来说，媚感就是狐狸的女性特质，比如看见乌鸦嘴里叼着奶酪，“轻声细语甜言蜜语说道：\心肝宝贝，你长得多美妙!\多美的脖子，多美的眼睛！\简直就像童话梦境！”。

[23](8)作家用“轻声细语甜言蜜语”来形容狐狸声音的诱惑力，用“摇晃尾巴”的肢体语言来强调狐狸身体的狐媚在《狐狸与葡萄》中，狐狸的女性身份通过“狐狸大嫂”这个称谓直接表现出来，“饥肠辘辘的狐狸大嫂溜进了花园。

”[23](282)在《狐狸与土拨鼠》中，土拨鼠见到狐狸时问道：“亲家，你头也不回往哪里跑？”[23](74)⑨（⑨辛未艾的译本将кумушка译为“亲家”，кумушка是кума（亲家母）的指小表爱，是女性。

）克雷洛夫超越了法国作家拉封丹对“狐性”的理解，使其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心机法文中，狐狸一词有阴性阳性之分，拉封丹笔下的雄性狐狸一般是指法国宫廷中阴险、狡猾、无耻之人形象的集合，而且这些人多是以使用计谋著称的男人，这种法式狐狸所激发的联想很大程度上和中世纪文学作品《列那狐》（Le Roman de Renart）里那只狡猾又残忍的代表小市民形象的列那狐有关，而列那狐很明显是公狐狸。

⑩（⑩拉封丹寓言中与狐狸有关的 Le Corbeau et le Renard《乌鸦与狐狸》、Le Renard et la Cigogne《鹤与狐狸》、Le Loup plaidant contre le Renard par devant le Singe《狼在猴子面前控告狐狸》、Le Coq et le Renard《公鸡与狐狸》、Le Renard et le Bouc《狐狸与山羊》、Le Renard et les Raisins《狐狸和葡萄》、Le Renard ayant la queue coupée《割去尾巴的狐狸》、Le Lion malade et le Renard《狐狸和患病的狮子》、Le Lion, le Loup, et le Renard 《狼、狮子和狐狸》、Le Loup et le Renard《狼和狐狸》、Le Renard, les Mouches, et le Hérisson《苍蝇、刺猬和狐狸》，这些狐狸（Renard）均为雄性。

）克雷洛夫的狐狸缺少雄性列那狐的无耻和阴险，多了女性的狡黠、柔美和看风使舵的本事克雷洛夫笔下狐狸的媚感是一种语言的选择，⑪（⑪俄语的лисица为阴性名词）这种“物设”非常东方，类似于中国人通常把漂亮的女人称之为狐狸精——漂亮而狡猾的女人。

事实上，“狐狸的女性特征被世界上很多民间文学认同，狐狸的狡猾、机灵、心机、柔媚和优雅均可以在女性的身上找到”⑫（⑫Оглянитесь: нет ли поблизости женщины- лисы [OL]. https://yandex.ru/search/?text=лисица+по хожа+на+женщину&lr=10596&src=suggest_Pers.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人对狐狸“媚感”的审美偏好源自俄罗斯民族对女性价值认识的偏差，“俄罗斯民族对女性的崇拜并不妨碍这个民族的男性对女性的鄙视，即该民族对女性的态度存在一种悖论：在崇拜的同时让现实中的女性处于无任何话语权的地位。

”[27](81)所以，别林斯基在评价《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女性形象时，不无遗憾地发出这样的感慨：“男子在俄国社会所有的地位中，所有的阶层中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我们不能说，妇人在我们这里扮演着次要的地位的角色，因为她根本不扮演角色。

”[14](263)而且这种审美偏好是否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还无法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对雌性狐狸的书写和偏好一直持续到当下，佩列文塑造的《阿狐狸》[又名《妖狐圣书》（Священная книга оборотня）]中的阿狐狸就是来自干宝《搜神记》里的千年狐妖，这也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对寓言中狡猾又妩媚的雌性狐狸存在意义的回应。

结　语……俄罗斯文学的动物叙事和世界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保持某种同源同步的关系，拥有伊索寓言和拉封丹寓言的基因，其高台教化及经略四方、服务庙堂的作用就从未缺席，但为下层民众的呐喊也未停歇过动物叙事使动物的人性、兽性及人的兽性、神性及人性都得以最完美的呈现。

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动物也是俄罗斯人的精神画像，俄罗斯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声音都可以通过动物形象得以传递从11世纪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开始，到19世纪的克雷洛夫等人的寓言，动物从未在俄罗斯文学中缺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俄罗斯文学的童年时期，动物见证了以伊戈尔为代表的英雄们开彊拓土的勇气；“混乱时期”的动物书写体现了动乱之中俄罗斯人生存的无奈，鹰、乌鸦和狼等动物完成了姿态各异的文学审美造型，也从而圆整了俄罗斯勇士、贵族、农民等各个阶层的形象；19世纪经典时期存在于俄罗斯寓言体裁之中的动物形象，在俄罗斯甚至在全世界的寓言创作中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地位，因其读者群为儿童，为民族心智的开蒙引路、识是非辨善恶起到了重要作用；21世纪前后的动物形象又回到茫然无措和反思之中，但不论哪个时期的动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性，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载体，而这种俄罗斯性又不可避免地进入思想场域，携带了俄罗斯民族的灵氛。

文献引用

原文刊载于《俄罗斯文艺》2023年第1期图片来源于网络排版 | 王紫晴校对 | 谭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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