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异同：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异同比较表
美学与美育研究 / 2024年第5期主持人语本期的两篇文章，聚焦“中国文艺复兴”这一话题其之所以引发我们的关注，在于它不仅是重新认识“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生成及其具体
美学与美育研究 / 2024年第5期主持人语本期的两篇文章，聚焦“中国文艺复兴”这一话题其之所以引发我们的关注，在于它不仅是重新认识“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生成及其具体演进，进而重构“文艺复兴中国“之实践图谱的学理前提；并且，由此进一步展开，可以使我们置身当下时代境遇，对“中国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建设追求形成更加广阔的考察视域，获得更富历史底蕴的理解。
事实上，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复兴”始终是一项未竟的文化使命，而近现代以来各种思想论争、文艺运动或艺术实验的展开，也无不潜含着积极复兴中国文化及现代国家力量的执着动机与满腔激情，并且竭力以自己的实践方式，构建着完成复兴使命的价值前景。
在此意义上，谢纳教授对于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运动与艺术运动关系的探讨，朱军教授围绕“中国文艺复兴“话语源流及其当代阐释的梳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介入问题的可能性（王德胜）“中国文艺复兴”的话语源流与当代阐释
作者简介朱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暨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摘 要：“中国文艺复兴”话语是晚清以来中外学人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中华的一系列文化观念与文艺实践当代学者对这一话语的持续阐释，寄托了重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
其主要线索有三：第一，以唐宋转型至“五四”文艺复兴思想本土化实践为线索，考辨“中国文艺复兴“话语源流，梳理“近代”中国古学纳入现代新知的种种尝试；第二，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研究，以“再生”为口号主张文学革命，在西方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五四”人文主义多种交锋中，提炼中国人文主义的独特内涵；第三，文艺复兴研究的左翼视角，以“民族复兴”为主线，以世界主义为理想，探寻借助传统文化的“创造和复兴”拓展至中国整体复兴的路径。
东方文化复兴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理论可以辩论，而这是个预言—季羡林“中国文艺复兴”话语起源于晚清，呈现出中外学人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中华的一系列文化观念与文艺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言说重心各不相同，学人之间多有互相反思、批评与诘难。
这些对话既体现了“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多元性、复杂性，也呈现出思想内核与问题意识上的一致性和整体性通过对“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深入、持续探索，学界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历史、文化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参照欧洲又别于欧洲的本土话语体系，以及“以中国作为方法”的阐释路径。
本文从历史“长时段”视野切入“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源流，揭示当代学界从“西学东渐”到“中西比较”再到“以西释中”的路径转向，同时结合现代中国的民族文艺实践，发掘“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独特内涵。
一、“当自宋起“：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历史追溯
“中国文艺复兴”思想是中外学人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开出的药方，也是一条串联起中国文化史重要节点的主线和总纲胡适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之称，但事实上，康有为、章太炎、丁韪良、梁启超、邓实等学人更早提出中国文艺复兴的相关思想。
相对前辈学人，胡适的论述更为系统，特别是在中国文艺复兴的断代上比照西方文艺复兴，胡适提出中国文化有四个重要的复兴节点：“当自宋起”“王学之兴”“清学之兴”和“新文化运动”，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宋代、晚明、清代和“五四”时期。
胡适的四段论既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当代学者立论的重要起点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周期性，已经成为学界重要共识与西方一样，一个连续文明体中的文艺复兴是阶段性的，会反复多次地回归“轴心时代”并再出发。
从晚清至今，不断有学人将中国的文艺复兴追溯到先秦便是这一心态然而更多的学人将唐宋转型作为文艺复兴的起点，而晚明则是宋代近世论的镜像无论是中国学人中的康有为、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还是以内藤湖南、岛田虔次、宫崎市定为代表的日本京都学派，皆主张回归宋明，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本土视角。
西方汉学界的谢和耐、埃尔文、杰克·古迪、柯律格、刘子健、包弼德、郝若贝、韩明士等人，近年来也不断呼应中国文艺复兴论说，试图对“挑战-回应”范式纠偏，为从源头考察中国文明史中诸问题提供新视角中国学人和京都学派
的宋代文艺复兴研究，提出“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平民文化转向”“时经地纬文化凑合说”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述，其中“疑古”“俗语”“个人”“浪漫”“自由”等指向，揭示了近现代中国思想与文艺转型的深层历史动力。
李冬君的新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阐发视角将宋画比照西方文艺复兴艺术，事实上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徐悲鸿师徒他们以西方文艺复兴比照中国文艺变革史，推崇西欧写实之精，贬低元明文人画的写意淡远。
目的是以西方的写实主义补中国之短，声称“遍览百国作画皆同，故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中西所分享的共同造型理念是唐宋“象形类物”的传统这一思路经过徐悲鸿传承发扬，对现代中国艺术改良思想影响深远1948年，徐悲鸿在《复兴中国艺术运动》中写道：。
吾本欲以建立中国之新艺术为题，只因吾国艺术，原有光荣之历史，辉煌之遗产，乃改易今题所谓复兴者，乃继承吾先人之遗绪，规模其良范，而建立现代之艺术慰藉吾人之灵魂，发挥吾人之怀抱，展开吾人之想像，覃精吾人之思虑也。
在李冬君看来，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尤其水墨山水的兴起是10至13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她以希腊古典艺术精神审视中国山水画，揭示出绘画所呈现的审美自由以及市井风情，展现了宋代独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着民间社会的兴起。
而人物画也开始从传统圣化宣教语境中摆脱出来，走向士人、绮罗仕女以及历史叙事，生动记录个体等世俗的生活场景花鸟画则因装饰作用，更加接近纯粹的审美属性，与山水画一样恪守了向自然学习、格物致知的精神另外，从五代到南宋的“笔墨忧虑”，则富于悲剧意味，因而不再遵循唐代以前“光昌流丽”的线条铁律，有趣的、丰富的、温柔的心灵被注入美的形式中，为艺术主题寻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
对于“晚明近世说”的研究，在中西学界都由来已久晚明被认为接续宋代，是中国人文精神再次勃兴的时代从梁启超、周作人、嵇文甫、林语堂到当代的李泽厚、王德威等，皆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晚明时代，因为与西方文艺复兴共享着类似的情感文化，由晚明开启的情感解放与人的觉醒之路具有了深刻的当下意义。
其中关键点在于，“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以理性的成熟而成就自我，晚明唯美-颓废审美风格所代表的文人文化，则以情感的张扬而表现出对程朱儒家的迂回反抗”正是这一心学的反动与情感的解放带来了晚明至今的文艺复兴，不少学者认为我们仍然处于晚明的延长线上。
刘春勇以尼采与晚明类比，探问人类是否有一个共通的、最为根本的根基性认识，那就是保持“种”的健康与鲜活的生命力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即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原初的、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力就会被遮蔽与弱化，于是人类常常会有一种“原始主义”的冲动，试图复回到生命力之健康与鲜活的源头。
如果说唐宋转型代表第一次文艺复兴，对应西方“新教伦理“时代的“宗教世俗化时代”，那么晚明至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则是“力行实践时代”，可以与西方的尼采所发动的革命相对应由对程朱理学的反抗，激发出王学的流行、生命力的复苏，现代中国逐渐从生命力颓废的“主静内省”的世界，进入了充满活力的“主动向外”的世界。
因此从长时段考察，中西方文明史并非只有“挑战-回应”模式，而应该还有“平行-会合”的史学阐释范式刘春勇正是在此视野下提出，辛亥革命和“五四”之后的历史是晚明文艺复兴和尼采的现代性革命中西合力推动的进程，是“力行实践”且艰苦卓绝的伟大历史。
晚清时代，西方文艺复兴思想大规模译介进入中国“古学复兴”是流传较广的翻译，其他还包括“文学复兴”“文学复古”“艺文振耀”“文艺中兴”等梁启超和马君武等人讨论“古学复兴”，着眼于“以复古为解放”，认为此是近世文明的开端，西方由此脱教会之樊篱，科学遂兴，一洗思想界之奴性，有力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国粹学派力倡“古学复兴”则体现出打破官学独尊、继承汉学传统、主张国语写作等独特意涵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朱维铮《走出中世纪》、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等。
晚清“五四”转型视野下的“古学复兴“研究成就令人瞩目，原因如王东杰所见，“《国粹学报》所倡导的‘古学复兴’既关系到一般的学术精神，又与具体的学术取向相关，而这一‘意义’的设定，则是清代学术发展本身的脉络与其时西学激荡的产物”。
尤其对章太炎、梁启超和国粹派功绩的重估，激发整理国故运动和“国学”复兴思潮，开辟了客观研究经学的新路径顾颉刚、古史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等也因此成为“五四”研究热点个案“古学复兴”为代表的晚清文艺复兴话语，更为强调回到古典重新发现传统，因为具有精英研究的指向，这是与“五四”时期“文艺复兴”“再生时代”“新潮”话语的最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学者将清季的文艺复兴进一步聚焦到同治新政譬如丁韪良将同治新政比作西方文艺复兴中的“大智识运动”，体现了对晚清改革与文艺复兴的独特认识黄秋硕认为“丁韪良作为晚清‘同治中兴’时期文化教育变革的参与者，第一次从历史、现实与发展趋势的综合分析的视角，为同治新政‘定性’，将其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
丁韪良“中国文艺复兴”的核心是解决晚清社会改革与进步问题，他以动态的目光审视新政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其中有启发意义的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丁韪良提出了全新的文明史观，即中国文明内部因素是流变不息的，真正一成不变的因素很少。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而言之，东方的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两大体系之一，她对人类过去和将来的意义，现在还没有被充分地估价”当代中国学者自觉引入“长时段”的视野，考辨文艺复兴本土论述的发展脉络，将“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源头溯寻至唐宋、晚明等更久远的时间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古代艺术获得了世界文明史视野。
“中国的文艺复兴”从来不仅是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其内涵要深广许多，包纳了几千年来的“文学复兴”“哲学复兴”和“学术复兴”“两次文艺复兴假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周期性、“平行-会合”的多元阐释提供了进一步挖掘“中国文艺复兴”内涵的新视角。
中国学人试图构建有别于“挑战-回应”的历史叙事模型，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展开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综上，中国学人通过对“当自宋起”“王学之兴”“古学复兴”“文学复古”到“五四”时期“再生”“新潮”的探究，最终形成“中国文艺复兴”系统论述，对“中国文艺复兴”多元话语的特殊性、具体性做出研究和理论概括，从而总结出一个东方式的“中古-近代”的文化时间表。
“长时段”视野下的“中国文艺复兴”是中外学术交流史的重要遗产西方文艺复兴的传统远在“古代”，而中国的文艺复兴面对的传统主要在“近代”，梳理“近代”中国古学纳入现代新知的种种尝试，深化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文学遗产，为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
二、“再造文明”：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
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阐释的重点出现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的转向历次中西论争虽然具体主张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延续了从保存民族性到古学复兴、文化复兴再到民族复兴的话语传统，需要超越启蒙与复兴的对立作进一步探究，以文明论为视野的阐释在近年愈加受到关注。
流行的阐释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分的经典阐释模式周策纵首先总结了“五四运动”研究的基本框架：一是“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是一场启蒙运动；二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批判视野；三是“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欧阳哲生、洪晓楠、陈卫平等延续了这一思路这一框架清晰勾勒出现代三大思想流派对“五四运动”的见解，但无法呈现各流派及代表人物在不同时期阐释的不一致第二，救亡与启蒙双重视野下的阐释其代表为李泽厚、舒衡哲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有些学者进一步反思了启蒙激进化和全盘反传统的倾向，包括林毓生、王元化、林贤治、杜维明、陈来等。
汪晖则认为，“五四”启蒙的危机内在于这个思想运动之中这一论述成为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曲折多变的重要依据，也造成了启蒙与救亡的紧张和歧解第三，“文化复兴”视野下的阐释陈平原有意识地考察了1949—1999年间“五四”阐释的变化，建构起一种不断变化的“五四”观。
亦如洪峻峰所见，“五四”的“重释”潮推动了“文化复兴”下的多元理解梳理可见，基本赞同“五四”是文艺复兴的还包括舒衡哲、刘再复、陈小川、林岗、朱德发、李怡等，有学者进而认为“五四运动”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综合，譬如陈方正、耿云志等。
而李长之、顾毓琇认为“五四”不能代表中国的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还未到来李长之主张回到儒家人生精神，重塑中国人的浪漫精神，将战时“国防文化”推进为“文化国防”，强化民族认同和爱国意识，而顾毓琇则将文艺复兴中原初的“文艺复生”替换成了“文艺创造”“文艺建设”等指向未来的词语。
文艺复兴是中国传统精神自我变革的西学镜像有关“五四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启蒙运动的讨论，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话关系，是对中国文化在“民族（传统）”与“世界（现代）”不同道路方向上的不断调适。
“五四运动”的多元阐释与反思，也引发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思考，体现了“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复杂性、包容性、多元性正如洪峻峰指出：“‘五四’诠释的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是‘五四’诠释的重要进展的一个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呈现的文言、民间语体文学更新与人文情感、理性精神的再生，乐生享美之平民文化与“中国新文学源流”“人的文学”之间的呼应，以及“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值得重新审视。
事实上，不管何种诠释路径，“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带有启蒙运动的性质，也颇具文艺复兴的意味因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一个发现个人和解放个人的过程，是一个把古代人鲜活的个性和创造精神复活起来的过程，是一个理性战胜权威，科学祛除迷信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解放与复兴是思想运动的一体两面，中西方皆是如此，他们都试图从传统的宗教、宗法制度之中追求个人的解放，体现出强烈的启蒙精神，不同的是中国人追慕先秦，欧洲人则向往希腊罗马，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复兴路径。
“五四文艺复兴说”体现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国家转型的不同文化策略，其中蕴含着“向前”或“向后”两种理路，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式上认识差异的体现对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一直有两条进路的论述譬如罗志田认为，“中国文艺复兴”是“五四”从“文化解决”走向“政治解决”的结果。
“五四运动”从文化思想到政治启蒙、从“文化解决”到“政治解决”的转变过程凸显并加深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困境前者是胡适等人提倡的“文艺复兴”，通过文化再生实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后者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以政治运动来实现这一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文化理想到政治启蒙的过渡，由此引发了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走向歧途的忧虑。
更深的危机在于，文化与政治的冲突也会导致价值立场上的两立，最终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会面临困境许小青认为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则将其历史与价值分割开来，造成了中国民族性文化建构的缺失，从而导致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缺少了传统文化的支撑，使得民族主义演进中缺少了中国的精神内核，进而使政治启蒙目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落空”。
换言之，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如果新文化运动缺少传统文化的支撑，激进的欧化思潮和列强的文化侵略，可能会迅速褫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新文化运动的成效也很难最终落实在政治上“文化解决”与“政治解决”的矛盾不仅不会解决，反而会日益凸显。
“七七”事变后，郭沫若认为中国方迎来真正的文艺复兴，左翼知识人有关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正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反映通过对“五四”欧化风潮的反思，重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艺，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新诉求。
与布克哈特将文艺复兴定义为“时代（科学、民族、爱国）精神”的论述一致，左翼知识人比照世界被压迫民族文艺复兴潮流，围绕“旧形式”“民间形式”“民族形式”的讨论，推动了抗战时代的爱国民族文艺复兴高潮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结成中华文艺复兴的统一战线，这是民族文化韧性的集中体现。
李杰提出的“复”“比”“兴”思路颇具新意，可以较好沟通“向前”或“向后”两种理路的矛盾所谓的“比”就是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比较，“复”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现代复生“比”和“复”蕴含着对中国文艺复兴两种不同的想象，但二者有同一个目标，即中华文明的“兴”。
胡适和胡先骕代表“五四”时期“意欲向前”和“意欲向后”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但无论“二胡”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多大分歧，“他们观念中的现代白话文，其实已经不再是某种作为文学载体或工具的语言，而负载了现代中国知识者关于中国文学革新、文艺发展乃至整个民族国家复兴的期待”。
“意欲向前”和“意欲向后”只是具体路径选择的区别，而内在思路则代表了近现代中国知识人探索文艺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两种路径，即“比”和“复”，在与世界文明比较互动的立场上，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最终走向中华文明之“兴”。
思考“五四”是否应该被视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旨在探索一个以中国为方法理解世界文明的重要途径“五四文艺复兴说”促使我们不断返回“五四”现场，审视现代性的多元内涵，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路径，以及人文主义的当下价值，进而立足于世界文明进程总结中国本土方案。
现代文明论视野下文学史编撰对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赵景深、顾实、陈介白等人的相关贡献，以及茅盾、周作人、李长之、顾毓琇等“五四”学人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译介与中西比较这有力促进了当下学界在全盘西化、中西调和、归宗儒家三重文明论视野下全面反思中国文艺复兴论说得失。
具体而言，今天我们要讨论西方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异同，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依然是讨论的中心李怡认为需要“不断地重回五四起点，返回到五四新文化所形成的新传统中去，是五四以后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还乡之旅”。
韩琛《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世界史上的“五四”》则提出“以中国为方法重构现代世界的文明图景”在全球现代性的视野下，“全盘西化”“中西调和”“归宗儒家”三种文明论存在的内在一致性，呈现出一种“自我普遍化建构的文明主义诉求”。
洪峻峰也认为新时期以来学界主导话语对“五四”的阐释经历了从思想启蒙转向文艺复兴，是对“轴心时代“的回望他在《回望轴心时代——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中指出：“五四新文化人与国粹派一样，也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存在一个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辉煌时期，即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时代，并进而认定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文化，可以成为冲击儒学一尊的经学时代的思想武器和创造新文化的思想资源。
”重估儒家文化转型对于中华复兴的价值，有利于客观评价、总结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功绩和当代价值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与保守相互纠结的思想革命，而复归儒家传统是被刻意忽略的另一条“五四运动”核心脉络。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革命与复古、世界化与本土化、全盘西化与归宗儒家、评判的态度与永恒的复归的双重变奏”对文明复兴话语的重构，既是以中国作为方法与其他文明复兴方案对话，也是对未来世界文明的想象与构建，文明复兴视域下独立自主的学术文化在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文化”的视角深入到“文明”的视野，需要深入中西论争，以西方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五四”人文主义的对话交锋为线索，提炼中国人文主义的独特内涵，探寻世界文艺复兴思潮中的本土精神内核，这正在成为当下推进文艺复兴中国话语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中国气派”：文艺复兴研究的左翼视角
左翼视角是中国文艺复兴话语当代阐释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话语，并没有注意到鲁迅在与外国友人的对谈中表示，“最优秀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左翼作家在当今中国，唯有左翼作家才对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
就其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通过考辨左翼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艺复兴观点，当代学人揭示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左翼气质，以及对世界文艺复兴运动的独特贡献。
其中鲁迅的文化批判，尤具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譬如鲁迅对进化论的阐释和倡导，以及《科学史教篇》中对科学、神话与玄学的辩证理解，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人文内涵和创造精神以往的鲁迅研究偏重其怀疑、讽刺的文化批判，并因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而认为鲁迅无“创造”精神，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希望中国文艺复兴能在中西融合之中有所创举皇浦晓涛指出：“‘掊物质’即对西方物质文明舍弃的同时汲取其个性主义人文主张，反对中国群体宗法社会封建因素同时承续其人文精神，向前探索与唯‘物质’‘众数’至上的‘偏至’之道不同的复合发展之道而合中、西文化融合中有所创举。
”鲁迅对欧洲19世纪从重物质到重精神的人文转型的探索，惠及新文化文学母题的精神创造，而中国文化传统重新被置入神话语境，则揭示出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密码，为现代人文精神的创造培植了深厚的心理资源和历史依据鲁迅所言中国文艺复兴的左翼倾向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表现尤为突出，这也是理解中西方差异的关键点。
朱军《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中国左翼》指出：“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的引入与深化，折射出从‘人的发现’到‘类聚’‘群分’伦理下‘民族的再生’的思潮，其中渗透着强烈的大同主义和平民主义理想”一方面，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试图通过大同主义超越民族隔阂，提倡文学上的博爱与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在对抗殖民及其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始终不忘复生民族历史遗产，追求不同文明的普遍繁荣。
大同主义、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博爱主义、平民主义间的对话蕴含着传统与现代性的交锋，体现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非西方现代性典范的追寻在这一过程中，俄国革命与文学给李大钊等人带来再造世界的启示，中国左翼文化从法国革命向俄国革命的转向，伴随着从“自由“到“生存”，从“人的发现”到“民族存亡”，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变。
左翼文艺复兴运动将俄国革命、文学作为借鉴，同时参照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新生道路，在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互为表里的对话中，呈现出从“人的发现”到“民族的再生”再到“世界的再造”的历史进路虽然崇尚俄国文学和俄国式的革命，但激进的左翼思想下也潜藏着一种“调和”之美。
俄国文化被认为是东西文明、古典与现代交通之桥梁，李大钊所倡导的“调和”，并非消极、保守的，“而是新与旧、群与己、（个体）自由与（天下）大同，乃至青年与老年的对立统一与辩证再生，散发着东西文明调和之美”“中国文艺复兴”和左翼运动间的呼应，既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落实“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努力，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呈现给世界文艺复兴运动的特殊贡献。
鲁迅和郭沫若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鲁迅在报国无门之时钟爱金石考据之学，而郭沫若在流落异乡期间，以大部分精力投入殷代的甲骨文字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中鲁迅、胡适、郭沫若以及其他许多知识人，都常在考证活动中寻求暂时的安宁和解脱。
一方面，考据学术成了感性灵敏、心情孤单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剂，另一方面则寄托了他们感时忧国、以学术挽国运的诉求李怡认为，与胡适的“复兴”论来自西方思潮的启发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悟不同，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探究，进而再与外来文化对接。
这种对古老文化的探索追及先秦文化，溯源至更久远的“三代以前”的文化原点因为三代更具文化源头意义，“这所谓的‘三代之前’的文化就是自由的、自然的，也可以说是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充满神性的”每当中国文化遭遇重大危机时，中国知识人总是自觉回到三代理想之中，寻觅一种“根本精神”和“根本传统”，“复活的并不是笼统的中国古代文化，而是要努力激活那失落已久的‘根本传统’，通过一种‘隔代’的想象召唤出文化的创造力”。
可见，郭沫若的三代回溯与鲁迅重温神话是一致的，他们并非“复古”或对传统文化无原则推崇，而是试图重新在传统中找到一种“自由、自然、非功利的文化理想”，在原始的生命力中提炼“动的精神”与“自我实现”的能量，最终指向“文化创造”的宏伟目标。
中国文艺复兴的左翼气质，包含着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并且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不同，展现出世界主义特征和批判、重估历史的勇气左翼重申神话、金石、“三代之治”与大同主义之中的文化理想，并非为了抵御外来的文化，而是希望在中西交融之中激活新时代的创世情怀与创造精神。
这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知识人反思“五四“欧化传统，深入开拓具有“民族形式”与“中国气派”的民族文艺思想埋下了伏笔
结语
近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三条主线各有特色晚清的“古学复兴”话语，重视“文学复古”和民族本位文化的复兴，由此催发了清末博考方言、言文一致、统一国语的讨论和实践，为“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开拓了发展道路；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再生”为口号主张文学革命，引入俗语、方言文学和国语运动，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的同时，不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进而重新审视宋、明、清乃至先秦的“突破时代”，为新文化运动寻求历史依据和精神源流；左翼视角下的文艺复兴则把“民族复兴”作为主旨，借鉴弱小民族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汲取俄国革命中的生存意志与“爱人精神”，将之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博爱理想相接驳，实现了中西文明的融合创造。
从再造“青春中国”到创造“中国气派”，20世纪延续至今的民族文艺复兴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实践重新审视“中国文艺复兴”多元话语，有助于理清“现代（性）”和“文艺复兴”话语的本土内涵，从源头把握现代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这两大话语不仅是文学古今中西问题的交汇点，更贯穿历次学术论争，从中心话语的生成入手，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国文学新旧转型的基本脉络、主要论域和问题意识，探究传统学术话语现代化和现代学术话语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艺复兴”话语贯穿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各时期，涉及其间每次论争，相关流派和学人思想相互交错极为驳杂。
当代学人一方面关注国外思想到国内思想的流变关系，另一方面更关注本土资料和思想的借用与重释其中对“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关系的研究，有效呈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实践路径当下，文化复兴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20世纪“中国文艺复兴“话语始终与“民族”“国家”“科学”联系在一起，对于新时代民族复兴、增强文化自信、构建世界文明共同体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原文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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