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5-02-15

在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大碰撞所产生的大错位、大变化中，中国的思想被牢牢的束缚住，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的认识都无法突破器物层面，所有一切都是为配套坚船利炮服务的，工业革命失去制度的支持，根本无法带领清朝走向近代，也就无法挽救大清国。

 

在工业革命开始前，欧洲大地和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甚至更加落后无论是农耕技术还是城市繁华度、市场发育程度，都是中国略胜一筹就在欧亚大陆的几大文明体在原有的轨道上并行之时，欧洲用一场工业革命将亚洲狠狠的甩在身后。

当清王朝备受欺凌后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洋务运动，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告诉了中国人：洋务运动救不了清王朝洋务运动为何救不了清王朝1861年，恭亲王奕訢明确奏请购买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乱，清廷复谕“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

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是年3月，总理衙门成立，洋务运动正式开始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洋务派，都相信清朝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体系没什么不好，只要将西方先进的科学学到了，就可以实现强国梦。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未想过也绝不会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思想解放、科技发展、追求人性这类近现代观念，更是天方夜谭，但对近代中国而言，这些恰恰是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根本所在西欧工业革命得以进行的前提是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启蒙了思想，与此同时，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对科学知识的渴求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流入欧洲，资本的力量深刻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欧洲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开始了一系列争霸战争，刺激了各国经济、军事技术的发展，同时，配套的交通、基础建设、人才培养都得以开始经济、社会、宗教、思想的变革召唤着政治体制的变革。

最终，这一切在英国汇聚，工业革命拉开了序幕，欧洲将世界彻底甩在身后显然，当时的清王朝缺乏这些思想上的变革，洋务运动更像是由上而下的一场国家采购工程曾国藩的看法极具代表性：“惟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

”也就是说，当一种西方技术能够巩固固有意识形态，为朝廷谋取利益时，那么便可采用，而与此无关的西方技术和文化，则不在引进范畴这种思想贯穿了洋务运动始终这其中，只有李鸿章走得稍远李鸿章在早年曾向恭亲王写信提到一味购买枪械，聘请洋教官是不对的，必须引进外国“制器之器”和培养自己“制器之人”，这之后，他反复提及“治本”在于转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学习先进技艺的社会风气。

奕訢同意李鸿章这种看法，他在朝廷辩论中批驳顽固派说，买是“权宜之计”，而学习制造则是“永远之谋”奕訢认为，最耻辱的是不如别人连日本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因循守旧，不思振作，这不是最大的耻辱吗？“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那就会永远不如别人，耻辱的帽子也就永远戴在头上了。

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洋务派暂时取得了胜利然而“祖宗之法不可变”既然是指导思想，向西方学习的风气就不可能成气候洋务派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确实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不过都有着极强的目的性：开办工厂仅仅是因为热兵器弹药消耗很大，军费难以负荷，只有想办法自己造。

待工厂开办后发现连造炮的钢铁自己都做不了，需要进口进口时才知道钢铁有很多种，还需要学化学看成分，这才知道磷和硫会影响钢铁性能洋务派遂开办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并从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

这就不难理解，当时中国的工业化的配套设施——便利的交通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铁路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

语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奕訢）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从此遂绝口不谈矣”即便是走得最远的李鸿章也不过如此，1876年，李鸿章在会见日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时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对日本明治维新后面目一新的社会风气，他坚持“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积极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所有一切都是为配套坚船利炮服务的，中国的思想被牢牢的束缚住，在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大碰撞所产生的大错位、大变化中，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的认识都无法突破器物层面，工业革命失去制度的支持，根本无法带领清朝走向近代，也就无法挽救大清国。

乾隆时代埋下了大清倒台的种子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一月，福建兴化府仙游县生员李冠春跑到福州，拦了福建巡抚钟音的轿子，投递条陈《济时十策》结果钟音不但将他抓起来审讯，还派人到他家中掘地三尺，看看有没有其他违禁书稿。

按大清律例，“生员不许一言建白”乾隆大力禁止此事，而书生的这些改革方案，在统治者眼里，自然是荒诞迂谬的不过，仅限于此，李冠春可能还不至于死，要命的是，他踩了雷区，提出“请改明季衣冠”这么一来，李冠春人头落地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李冠春献策被诛案在《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中仅有四个相关档案，案子虽小，但为此案上折子的，全是省部级官员也就是说，在乾隆朝，思想钳制并不仅仅是文宣系统的职责，军、政、学皆责无旁贷，地方上出了坏分子，几套班子都没有好果子吃。

乾隆在上谕中，借警告陈宏谋（钟音的前任）敲打了那些对异议分子不够重视的地方官其实，两年前李冠春就曾将《济时十策》呈送过陈宏谋，但原稿中并无服色、河决诸说，所以陈宏谋没有当回事但乾隆认为，以陈宏谋的为人，即便有此等荒谬之语，他也不会将李冠春怎样。

这一点，乾隆倒也说得不差陈宏谋是一个以清廉、爱民出名的名臣在乾隆心目中，因为陈宏谋未能及早发现苗头，放纵了李冠春，才导致他越走越远说到最后，乾隆对陈宏谋亮剑了：下次再不忠诚不老实，就别怪我无情了这么一来，那些封疆大吏，谁敢不盯紧治下不肯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们，把所有不稳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但是，乾隆三十八年年底，找死的又来了。

59岁的山西人戎英跑到四库全书馆献书，称于河图洛书中衍出《万年配天策》一本，又见朝廷欲扫平金川，别作《天人平西策》，还开列了幼年所作之书，如《避炮攻碉法》等，“恳求奏闻”这个迂腐呆子所献的兵法，在上奏折的军机大臣眼里，虽都是小说中的无稽之谈，但他们还是秉承不能错放一个的原则，除了将戎英关押外，还请旨派人到戎英的家中搜查有无不法字迹。

此话正中乾隆下怀，于是乾隆命山西按察使派人前去搜查，若发现有悖逆语句，即从重从严处理抄家人员将戎英家掘地三尺，也没有发现什么悖逆语句但戎英最后还是被发配到乌鲁木齐种地，以示警诫戎英献书七年后，广西平南县生员吴英又演了一出“拦舆献策”的戏码。

吴英献策时已是六十高龄，平时靠训蒙度日一开始他便声明，他献策是为“广圣恩、固国本”，他也明白，以生员之身而行此举是在找死，但是为国、为民、为自己，还是得说吴英所献五策——备荒、盐政、弭盗、种烟、减僧，逐条看去，可不可行另说，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

而且，他也没扯什么更易衣冠但是，他踩到了一个更大的雷区——没有避讳皇帝名字：“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是圣上有万斛之弘恩……”吴英是不懂？不可能估计是疏忽，忘了致命的“弘”字，也没有专业校对来把关。

结果，就因为这两个“弘”字，吴英被凌迟处死，他的兄弟子侄凡在16岁以上的，均被斩立决，其妻、妾、幼子等均沦为奴仆儒家提倡修齐治平，读书人学得满腹经纶，如果不货与帝王家，什么都不是；但屡考不中怎么办？上书、献策是首选。

自汉尊儒始，历代书生都有公车上书的传统，而上书人多有因此被破格重用者，最著名的就是东方朔了这条传统的上书之路，到了清代，就被滚滚人头堵住了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爱国书生，前仆后继，把肉往砧板上送，染红了康乾盛世。

吴英实在死得太惨了，爱国书生们应该都被吓破了胆，自乾隆四十五年后，文字狱仍不断，但天真自撞的倒是没有了，全国噤声，万马齐喑，乾隆的目的也达到了只是，115年后，公车上书再次出现这一次，书生们不再孤军奋战了，康、梁振臂一呼，18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数千人参加，统治者再也控制不了了，大清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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