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作用：洋务运动的作用和局限性
慈禧对洋务有无贡献？
【近纲第一组作品】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初中、高中历史课本和各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籍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在对具体事件进行了解之前，不妨先复习一下主流历史对洋务运动的简单定性。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1894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很明显，在有着目的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局限性背后，洋务运动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我们印象中，推动洋务运动的主要功臣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大臣，而慈禧与洋务运动的唯一联系似乎只有为了庆祝大寿克扣海军军费直接导致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但实际上，慈禧本人在洋务运动前期也起了不可忽视的巨大积极影响。
本文旨在结合各类文献对慈禧在洋务运动中发挥的正反两方面的因素进行简要汇总
18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对于自己“天朝上国”的幻梦破碎，开始以平等的视角看待西方各国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军事将领切身体验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坚船利炮”，感受到了清政府统治的岌岌可危。
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继承魏源等“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思想，经过自身实践的改造结合，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而慈禧作为清政府真正的掌权者，想要在国内进行如此巨大的“改革”不经过她的首肯是万万实施不起来的。
慈禧本人呢，在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历史趋势中能在宫廷之中脱颖而出，以一个女子的身份统治清王朝几十年的时间，也必有其过人之处而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慈禧十分清楚的认识到以当时清政府的现实国力和发展趋势，她一直想要的“天下独尊”没有半分维持的可能。
作为万人之上的掌权者，慈禧本人也有其傲气和民族尊严，但数次败于“海外蛮夷”手中，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她也十分迫切的希望能通过一些手段方法摆脱这一困境于是，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想法与慈禧不谋而合于是最高掌权者和一系列手握实权的大臣联手，洋务运动风风火火的开展起来。
慈禧曾在1862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命令沿海各口岸挑选民兵，接受西法训练，说“官兵不能得力，暂假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各项得其秘传，能利攻剿”。
几天之后，她在发布的另一道谕旨中说道：“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得了慈禧如此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得以放开手脚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兴办各式工厂如若没有慈禧这位“一把手”的点头，这几位大臣是万万不敢大兴如此“逆反”之举。
虽然慈禧本人大力推动洋务运动的本质主要在于维护自己对清政府的独断专制和铺张浪费的奢华享受，但也不能否认她对于延续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而抛开人为的主观因素，没有慈禧的实质性举措和鼓励，洋务运动在客观层面也确实无法取得这样的成果。
在当时身处于半殖民的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并非所有人都像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大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相反，有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这个学习“海外蛮夷”，抛弃“祖宗之法”的洋务运动很是反感如京师同文馆开馆之前，就有人对这个不学儒家文化学习“粗鄙之语”的外语学院大肆贬低：“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地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䜣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
但是慈禧当时站在洋务派的一边，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守旧派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于是有了下面这么一则小故事：
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 ”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招架不住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亲王奕䜣给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征，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䜣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䜣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
于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䜣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同文馆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身为理学大师，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当时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的窘迫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䜣，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的时候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直到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
“为之额手称庆”而慈禧不仅仅在设立同文馆时发布谕旨“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也其他洋务举措中也多次表明态度，大力支持。
1875年，慈禧召见了李鸿章，而李在事后致李宗羲的信中形容“太后召见三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1887年，在召见曾纪泽时也曾言“我们此仇何时能忘，但要慢慢自强起来”海防、工业、教育等等的洋务计划，所需经费、人员和土地等等无不需“奏准”之后才能进行调拨，而其中牵扯诸多守旧派利益、遇到困难和阻力时，慈禧的态度和偏向无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洋务运动前中期，慈禧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起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可以说没有慈禧的首肯，洋务运动能不能办起来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到了洋务运动后期，慈禧却给洋务运动一记记致命的重锤——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慈禧的六十大寿。
关于慈禧的六十大寿与甲午战败的关联性，我们可以先从大寿的经费来源进行分析：经户部初步测算，整个庆典办下来共需银3600 余万两，先由大司农预筹款项五六百万两白银，并“设法腾挪，移缓就急，挹彼注此”，但仍严重缺钱。
为此，庆典处通过四个渠道进行二次筹款一是京内外机构统筹开支由户部“行知各直省督抚量力筹解，以供要需”，京内则根据各衙门的实际情况，若有“建设经坛，搭台演戏者，一应经费均由各该衙门于公款中开支”二是各级官员和各直省报效。
据史料统计，这次万寿庆典共收到各级官吏报效银 273.17 万两三是洋务企业、商人等报效银 75 万两四是挪用铁路、边防经费，共筹得银 300 万两由此可见，慈禧万寿庆典的确挪用了海防经费，但并非庆典经费的主要来源。
同时，也并非慈禧本人独断专横“力排众议”要求挪用海防经费，反而是北洋海军的实际掌控者李鸿章主动上奏，在官员报效的基础上再次追加 3 万两白银，用于“点缀景物，建设经坛，同申叩祝”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提出贡献方物，以博慈禧太后欢心的建议。
可以说慈禧万寿庆典举办的极尽奢华以致挪用了海防经费，李鸿章起了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说，万寿庆典不见得是导致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而这种根深蒂固的错觉也与李鸿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光绪十九年(1893 年 ) 初，北洋海军多艘船舰应该进行大修，据估需库平银 150 万两。
李鸿章考虑到万寿庆典在即，提议推迟一年再进行大修，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起每年 拨银 15 万两，至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为止其间，丁汝昌还提出在“定远”“镇远”等舰 配置克虏伯快炮及新式后膛炮，共需银 61万两，李鸿章则以“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拒绝其要求，这也成为慈禧太后“截留海军军费办寿诞”政治记忆的由来。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慈禧本人作为执掌清政府四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哪怕不去探究六十大寿是否真的与甲午海战相关，海战的失败的的确确是因为经费不足，船体破旧，弹药短缺而经费不足的直接原因就是清政府长久以来深入骨髓的贪污的腐败。
慈禧在客观上对洋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又因为自己长久以来的统治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主观上我们没有办法因此定论慈禧对洋务运动的支持或者反对，因为本质上洋务运动还是“清政府的自救运动，根本目的是维持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
这也解释了为何慈禧在洋务运动前后时期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在甲午战败之后，慈禧并没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反而认为是反对派的抵制导致自己的命令政策无法贯彻落实，从而加剧了帝后党争清王朝灭亡的步伐，也自此加快了频率。
参考文献：[1]翟金懿：《慈禧万寿庆典与甲午战败关联性政治记忆的塑造与诠释—从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经费谈起》[2]刘少波：《慈禧太后有关洋务的三次召见》[3] 滕德永：《慈禧太后与其六旬万寿》[4] 金满楼：《走近人性化的慈禧》
[5] 百度文库 《慈禧之初兴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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