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4-10-06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打败殷商，建立起周朝。武王之所以能在牧野克商，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商朝大部队在东夷方向镇压叛乱，导致朝歌空虚。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打败殷商，建立起周朝武王之所以能在牧野克商，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商朝大部队在东夷方向镇压叛乱，导致朝歌（商朝首都）空虚武王乘虚而入，一举攻下朝歌灭了商纣王，建立起周朝

（商朝版图）但是，周朝的统治定位并不稳固殷商遗族的势力依旧强大，预料中的万国来朝情形也没有出现，这就意味着周朝没有得到各方国的普遍认可，周朝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如何稳固周的统治是个迫切的问题，武王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实行了分封制。

武王的分封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分封古代先贤的后裔，这样一来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表明周人是尊重古代圣贤的，是崇尚道德的，使周人的统治更具有合法性武王封尧帝后裔于蓟国（今北京市区西南）；封舜帝的后裔于陈国（今河南东部和安徽西部之间）；封夏禹的后代东楼公于杞国（今河南杞县；封商朝遗族武庚（纣王嫡长子）于殷（今河南安阳），管理商朝旧地。

第二个方向则是分封自己的兄弟和重要亲戚，以巩固周朝天下首先要把商朝遗族监视起来，他把自己的三弟管叔鲜册封到朝歌东边的管地（今河南郑州），把五弟蔡叔度封于朝歌南边的蔡地（今河南上蔡），把八弟霍叔处封于朝歌北边的霍地（今山西临汾霍州）。

这三个地方就近监视商朝遗族，史称三监

将召公奭封在蓟地（今北京），建立燕国驻守北方；将周公旦封在鲁国（山东曲山东曲阜），封姜子牙在齐国（今山东淄博），镇守东夷；等等册封完这几个诸侯国之后，年轻的周武王积劳成疾，建国不到两年就去世了武王死后由他年幼的儿子姬诵继承王位，年号周成王。

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联合蔡叔霍叔和殷商遗族武庚一起发动三监叛乱这可能是出于继承制度的混乱导致的，在周武王之前，周人的继承制度可能是兄终弟及因为史料记载，伯邑考（周文王嫡长子）死后，文王立武王为太子而没有立伯邑考的儿子。

按照这样的继承制度，周武王死后应该是由三弟管叔鲜继承王位当时很多诸侯国的继承制度都是兄终弟及，商朝前期也是兄终弟及，到后期改为父死子继当然不是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只有正妻所生儿子（嫡子）才有到了周公摄政时期确立宗法制，宗法制是嫡长子继承制，他让武王的嫡长子姬诵继承王位，改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

管叔不满，于是散布谣言说周公觊觎王位，造谣周公要夺权篡位谣言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管叔于是联合了蔡叔和霍叔，又联系上商朝遗族一起发动叛乱联合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叛乱，性质就变了，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行为因为管叔的叛国行为，谣言不攻自破，周公重新获得周人的信任，尔后周公亲自率军东征，于成王三年平定叛乱。

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处死了武庚和管叔，放逐蔡叔，把霍叔贬为庶民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继续实行武王未竟的事业——分封制周公的分封更注重实效性，他在镐京东边建立第二个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派八个师（一个师2500人）的兵力驻守洛邑，并且把最顽固的商朝遗族迁移到洛邑直接监视起来。

这也是周武王没有完成的计划，三监之乱加速了这一计划的进程另外，他分封对周友好的商朝遗族微子启（商纣王庶兄）在宋国，这样又进一步分散了商朝遗族的势力微子启在三监之乱时没有追随武庚叛乱，说明商朝遗族内部有分歧，一部分人服从周的管理，微子启就是这部分商人的代表。

然后，周公又把平定三监之乱有功的康叔留在殷墟驻守，是为卫国卫国定都于朝歌，监管对周不友好的商朝遗族因为卫国靠近王幾，又是殷人旧地，故而十分重要周公亲自写了《康诰》、《酒诰》、《梓材》，以此来叮嘱康叔好好治理卫国，康叔能力出众，把卫国管理的很好。

周公的分封主要以姬姓诸侯和姻亲诸侯为主，“周初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占五十三”这是宗法制的具体体现大量的宗亲诸侯到各地去打开局面，巩固周朝的江山如此一来，周朝的统治基本稳固下来仅有分封制是不够的，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周公制定了礼乐制度。

规定了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辩证法告诉我们，看待一个事物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去看，礼乐制度因为促进了社会发展，所以它是合理的，尽管它是不平等的。

在周以前也有礼制，礼从夏商时期就开始有了，有上层建筑就必定有相关的管理制度，礼制就是一种管理制度周朝的礼乐制度是一种成体系的制度，它既是法律，也是道德标准，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成体系的礼乐制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安宁，也使社会能够有序的运转。

如此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文明的体现因为在周以前是没有成体系的礼乐制度，就是一种相对混乱的状态商朝尚鬼，统治社会主要是依靠神学，神学也是一种管理制度，商朝是神权时代当时的商人迷信占卜，热爱祭祀。

他们认为商人统治世界是由于神的旨意，所以商朝的时候，有很多的祭祀活动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几乎所有的甲骨文都是记载和祭祀有关的活动每一次占卜和祭祀都伴随人祭，现在出土的商代墓穴当中有大量的人骨陪葬周朝出土的墓穴当中人殉情况较商朝时期少，很多人是用陶器来做代替，这就是一种更文明的表现。

周人尚礼，统治社会用的是礼仪制度相传周公听到有人拜访，要会见客人的时候，即使在吃饭也会把嘴里的食物先吐出来，优先会见客人这就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人的礼乐制度使占地面积广袤，人数众多的周人行为一致，体现出周人的精气神来。

最重要的还是礼乐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要比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是从周朝开始的西周的基本制度井田制：西周时期的经济是以庶民服劳役为基础的，人民主要服劳役而不缴纳或者少交纳实物税和货币。

从井田制可以窥得一二，井田制是中间一块公田，周围八块私田，耕种周围八块私田的农夫有义务无偿耕种中间那块公田，然后公田的收入由采邑主所得，农夫不需要额外缴纳其它的税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农耕上，而是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是普遍的现象。

比如说农夫们要上山砍柴，需要先给主人家的柴房堆满然后才能往自己家里放柴，因为整座山都是贵族的农民在山上打猎所得猎物，在山上采摘的野菜都要把大的那份给贵族，剩下的才是自己的井田制说中间公田周围私田，这种制度不大可能是贵族的安排，当时的贵族不把庶民当自己人，不可能给庶民安排田地。

公田有水源，这个水源是贵族为了保障公田产量而组织庶民修的水利所以庶民们更愿意在公田周围垦荒，井田制就是这样经过漫长时间后得以形成的为什么西周时期会要求庶民耕种公田而不是像后世那般要求庶民按比例缴纳佃租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土地的产出少，按比例缴纳佃租不能让贵族满意。

征收也是个问题，缴纳实物税就需要等庶民先收获粮食然后再缴纳佃租，这里有两个动作，庶民先收然后再交，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庶民可能会不愿意缴纳佃租饥民在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携带粮食逃跑，甚至公然反抗征收粮食，导致民变。

耕种公田没有这种麻烦，粮食直接收到贵族仓库，不需要到庶民手中再行征收，有利于确保粮食稳定入仓第二个因素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按比例收取佃租会让庶民有更多的财富，周初统治者不想让这些被征服者有额外的财富收入，采取直接的剥削更有利于控制双方财富的差距。

周人会严格控制庶民的财富、数量、知识文化等等，只有保证周人的绝对优势，才能让被征服者世世代代为农否则一旦被庶民推翻，那么周人就要沦为奴隶西周贵族掌握绝对的武力优势，强迫庶民服劳役，包括耕种公田，修缮水利，建筑宫室，修筑道路等等。

庶民是被征服者，是劳动者；贵族是征服者，大部分是姬姓周人，他们是管理者西周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贵族动脑组织管理，依靠庶民服劳役得以实现的乡遂制：西周初期周王册封诸侯，诸侯带着军队到了地方打开局面，使用武力要求被征服者臣服自己，成为自己的庶民。

诸侯的军队们都聚族而居，扎堆住在一个地势比较险要的关卡处，这是出于军事需要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之为“国”，亦称“乡”，自称为“国人”；被征服者散居在野外，“野”也称为“遂”，庶民被称为“野人”，这是一种蔑称。

“国”就是一个都城，按现代城建规模顶多算个乡，他们确实也称之为“乡”国中居住的都是贵族以及贵族的家人，最低级的贵族也是士庶民没有权力居住在国中（极少数个例除外），即使要到国中服劳役也被时刻监视着庶人散居在野，是马克思口中的奴隶阶级，他们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供养都城里面的国人。

庶民原本是有自己一套文化信仰，比如说卫国统治下的殷商旧民，本身有一套类似于周人宗法制的组织架构但随着周朝的稳固和日渐发达，庶民那套系统被周人刻意破坏，到周朝中期开始庶民阶级就已经被完全编入到周朝的那套社会架构里面，成为被统治者。

庶民需要承担繁重的劳役，世世代代为农，不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提升社会地位他们的政治面貌就是庶民，没有任何条件能够更改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几乎没有休息闲暇的时间，在服完各种劳役之外，能够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显得非常少了，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耕作自己的私田，从事自己的家事。

庶民终生忙碌却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宗法制：宗是祖先、家族的意思，西周时期的宗是指供奉同一祖先的族群宗法制由周公所创，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关系来组织统治社会，是一套管理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长子是大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嫡长子继承全部的封邑和财产、爵位。

其余的儿子不管是嫡子还是庶子，若是能得到册封有采邑，那么就能够成为小宗小宗要迁出，到自己的封邑上去成为别人的祖先，正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礼记），继妳者为小宗”是也其余的儿子若是不能得到册封，没有采邑就只能成为宗子的亲属，不能为小宗。

亲属关系六世竭矣，沦为普通族众宗子是最特别的，在宗法制下，宗子就是祖先的化身，享有众多的特权：（1）宗子有权主持祭祀，主祭权象征着一种身份，在宗法社会中备受重视（2）宗子有权掌管本宗的财产（3）宗子还有权利掌管宗族成员的婚丧等事务。

宗族成员每有大事，必须禀告宗子另一方面，宗子有责任帮助族人料理婚丧等事务（4）宗子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权和惩罚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周人称宗为家，宗族内部成员都是家人没有采邑的儿子是其家人，亲属关系过了六世之后的普通族众也是宗子的家人。

小宗有纳贡的义务，但是在纳贡的品种与数量上没有明文规定同时还有军事跟从属性，在大宗有需要的时候需要跟随大宗出征，有保护大宗的义务同时小宗在其封邑当中又是宗子，是大宗在其封邑内对其族众行使家规家法不受他人管辖，拥有众多特权。

套用到现实当中，周王的嫡长子是太子，未来将继承王位和领土周王其余的儿子若是能够得到册封则能够成为诸侯或者大夫，就能成为周王的小宗，对周王有纳贡的义务，同时要准备军队，随王出征没有得到册封的儿子则不用迁出，成为周王的亲属，等级为士，身份高贵的士，和宗子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为国中贵者，不需要服力役，六世过后沦为普通族众，成为普通的士族。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没有采邑就不能开宗立派，哪怕贵为周王的嫡次子也不行诸侯要迁出，成为别人的祖先，在其领地内依靠宗法制管理封邑诸侯国内部事务不受周王管辖，这是宗法制所规定的诸侯国内也是同样的情况，嫡长子继承土地和爵位，其余儿子能够得到册封的成为小宗，否则的话将沦为士。

大夫除了嫡长子能够继承土地和爵位，其余的儿子都将沦为士一级的贵族祭祀方面，“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礼记）”天子、诸侯、大夫都有祖庙，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封邑内都是宗子，能够祭祖士只有一庙，为父庙，不能祭祖，要依靠宗子来实现祭祖。

士在礼法宗法和财产上均要依附在宗子身边，听令于宗子的命令，帮助宗子管理土地和财产，并有服兵役和保卫宗子的义务宗法制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宗子来管理族众，团结一致搞生产天子、诸侯、大夫都是其封地内的宗子，拥有祖庙可以祭祖，士是普通族众，因此只有一个父庙，需要依靠宗子才能祭祖。

“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尊祖敬宗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收族，让整个宗族达到亲亲的状态团结就是力量，族众间亲密无间有利于分工协作西周宗法制是配合采邑制度一起使用的，虽然采邑内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奴役庶民来实现的，但是在西周的两百多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法制却发展的非常快。

商朝时中国还是奴隶制初级阶段，到西周则是奴隶制完备阶段，西周末期，中国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变革期短短三百年不到的时间里能够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宗法制功不可没采邑制：采邑指的是国君封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也称为“采地”、‌“封邑”、‌“食邑”，‌这一制度盛行于周朝。

‌受到这种赏赐的人必须效忠君主，‌并承担进贡和在战时提供兵员的义务；‌对采邑中的百姓有管辖权，‌并课征租税‌（资料来源：百度AI智能回答）“邑”是国的古称其实不仅卿大夫的封地被称为“采邑”，周王册封给诸侯的领地也叫“采邑”，或者叫“封邑”。

周王可以册封诸侯和大夫，诸侯也可以在自己领地内册封大夫，我们现代把这种册封方式叫分封制分封制是新中国以后的叫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叫采邑制封邑的范围不仅有禄田，还有山川水泽，除了名山大泽独属于周王，其余的都属于采邑主的封地。

从性质上来说，诸侯和大夫的封地是采邑，周王的王幾之地也是一个采邑诸侯和大夫都是采邑主，周王在王幾之地也是一个采邑主封邑内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链，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封邑的中心是一个都城，里面居住的主要是国人。

里面有各种手工业和商业，可以生产出满足国人需求的大部分物品都城内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各行各业都有，有学校、有操场、有兵工厂、有宫室、还有各种各样的手工工厂，是一个品种齐全的生态系统大夫的封地内可能没那么齐全，但是诸侯和周王的封地却是可以完全自给自足。

每一个封邑都保持内部独立性，其内部的运营管理不受外部干涉当时周王对诸侯国内部事务无权干涉，诸侯对大夫的封地也不去干涉，每一个采邑实际上都由采邑主管理，类似于每一个公司都是由老板管理每一个采邑都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环境。

大夫拿到封地以后不再往下分封，士只有一块禄田，没有封地凡是有采邑的都是高等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都城内的规则由采邑主制定，这些规则与刑罚是用来管理采邑内的其他人的，对采邑主无效采邑主的身份最低也是个大夫，因此有。

“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就好比现代公司的规章制度对老板无效一样，西周时期的采邑的性质和现代公司一样，都是一种组织，一种基础的生产组织当然，古代的采邑主要更特别一点，因为卿大夫还是国家公职人员，这一点是奴隶制时代的特色，公职人员既在国家体制内任职，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兼负责人。

在奴隶制时代，国家的职责和公司之间划分不如现在明确刑不上大夫也并非是绝对的，采邑主不受采邑内的刑罚约束，但是要受国家体制的约束大夫得罪了诸侯，那么还是有可能招致刑罚乃至付出生命周夷王三年（公元前883年），周王就曾烹煮了不听话的齐哀公。

周王无权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每一个封邑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其内部的管理系统沿用的是宗法制封邑之内，封邑主是宗子诸侯对其国内的管理用的是他的家人，内部事务属于他的家事，国家无权过问这是宗法制所规定的，没有人能够例外。

下面举个例子：周宣王十一年（前817年），宣王干涉鲁国内政，废长立幼，拥护嫡次子公子戏为鲁懿公公元前807年，鲁国伯御（宗子）与鲁人杀死了鲁懿公，夺回国君位子前797年，周宣王讨伐鲁伯御，立鲁懿公弟弟公子称为鲁孝公。

此次事件过后，周王受到诸侯们的疏远与离弃，诸侯国开始违抗周王的命令礼崩乐坏是从周王最开始的周王之所以能够站在金字塔顶尖，是因为宗法制所给予的权力，他亲手摧毁了宗法制，也就相当于摧毁了他的地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个范围宽广的概念，包括了货币，物资流动，生产能力，生产组织形式，前沿科技的利用等等。

在所有这些概念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基础的生产组织所谓生产组织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配合协作，使之产出大于单人，达到1+1＞2的效果这种生产组织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关系紧密的小团体现代的基础生产组织就是企业，企业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当中不言而喻，前苏联企图通过消灭资本家来消除剥削，结果苏联解体，成为了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企业作为基础生产单元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它深刻影响了社会物资流动与配给，也时刻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企业这种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它诞生于17世纪的西欧，在企业之前，人们同样是有组织的进行生产活动。

因此，在古代同样有一些基础生产组织，比如说马克思所讲的庄园制度就是封建时代的基础生产单元马克思所划分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一个对应的社会基础生产组织，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有。

为了方便找出西周时代的基础生产单元，我对现代企业的一些基本特征做了归纳：具有自主性，是一个旨在增加内部成员福利，具有自我意识且能够按照自己思想行动的组织内部成员是相对固定且常存的状态，有共同的文化或者愿景来维系成员之间的彼此关系，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是有分工有协作的生产组织。

受社会认可，受国家承认的生产组织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四个特征适用于过往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生产组织，例如封建庄园就具有这四个基本特征，而奴隶社会符合这四个基本特征的便是采邑制度每一个采邑是一个基础生产单元，其内部能够独立自主，成员固定而且联系紧密，收到社会认可，受国家承认并且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周王册封诸侯，诸侯册封大夫诸侯国是一个采邑，大夫的封地也是一个采邑，包括周王的王幾之地实际上也是一个采邑当时的采邑主，不管是周王还是诸侯或者大夫，他们在做决策或者指定政策时都会征求国人的意见，国人主要由士一级别组成，他们有参政议政的权力。

采邑主需要士的支持才能政令通达，需要士的协助才能管理好封地，也需要士兵为自己卖命才能保家卫国国人就是采邑主的家人，每一个封邑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采邑制度在西周时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如同企业在现代社会一样。

现代社会的物质流动和配给优化，主要是依靠企业得以实现的，企业在制造、生产、销售等环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采邑制是奴隶社会的基础生产组织，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是因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基础生产组织上窥得一二。

原始部落是最初的社会生产单元，只要我们了解原始部落的管理制度，然后与西周采邑制进行对比就能比较清楚知道其进步性部落制时期，一切的决议都由全民大会形成，全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全部成年男女组成，体现了原始社会的公平与民主。

然而，缺点也是明显的，全民决策过程漫长，还不常开会，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常设的管理机构，大部分时间部落成员都各自为政，谁也不愿意多干活，生产效率低下后来有设首领，首领是军事首领，只有军事行动时才具有实际权力，在平时不具有任何权力，也不能发号施令领导人民。

因为没有常存的日常管理机构，所以部落制是比较松散的，内部管理并不严格，大部分时间里部落成员各行其是，生产效率低下所以部落时期的公共设施比较差，而且公共品也极少像道路设施和水利工程都很少，只有在公民大会决定要建设一个工程，部落成员才愿意共同付出劳动。

在这段时期，没有公民大会的决议，部落人民不愿意多做额外的工作美洲殖民者曾尝试奴役印第安人，结果发现印第安人的服从性很差，殖民者便实施灭绝计划，用非洲黑奴代替不听从命令的印第安人部落制末期设有常存的管理机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管理部落成员工作。

有常设的管理机构必然就会产生特权阶级，也就意味着阶级出现分化，管理机构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力才能够调动部落成员相比于松散的原始部落，奴隶制时期的社会生产单元其组织严密性就要强的多采邑制分国人和野人，国人是管理层，用武力胁迫庶民耕作。

当时的贵族会对庶民的劳动进行监管，他们要求庶民修筑道路，兴修水利也会组织庶民耕耘公田，耕完公田以后就不管了，庶民的私田任由他们自己耕耘，庶民尽自己能力能耕多少耕多少，贵族不会管理庶民的私田贵族会组织庶民砍柴，堆满贵族的柴房多余的由庶民所得。

庶民采摘野果野菜，上山捕猎等等都要优先供给给贵族，满足贵族之后才是自己的这种奴隶制和美洲殖民者不同的是，古代贵族在监管庶民工作时没有殖民者那般残酷，也不会用尽庶民的所有时间，他们会预留空闲的时间给庶民做自己的工作，让庶民们能够繁衍生息，这也是确保能够长期剥削。

美洲殖民者不一样，他们有非洲黑奴源源不断地供给，购买一个成年黑奴的费用比生育更划算，因此会用尽黑奴的全部时间，黑奴没有繁衍生息的机会当黑奴贸易被禁止时，黑奴经济制度也就随之破产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奴隶社会虽然是个极不平等的社会，但是生活品质上却有提升。

奴隶社会时期有更好的公共品，有军队保护庶民，有比较良好的治安有更先进的天文历法，历法在部落制时期属于机密，这关系到农业生产，影响粮食产出，有更多的粮食才能有更多的人口，部落才能壮大而到了西周时期，贵族要依靠庶民耕种，历法必然无法再保密。

除此以外，还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当时贵族们会组织庶民兴修水利，公田里有水渠或者水井，庶民们都愿意在公田周围垦荒，以利于灌溉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完备阶段，或者说高级阶段社会制度分两个阶段走，一个是初级阶段，一个是高级阶段或者完备阶段。

当上层建筑或者基础生产单元其中一个跨进新的制度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当两个都进入新的制度才算是进入了完备阶段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国家体制进入了社会主义，而我们的基础生产单元还停留在企业制度。

企业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础生产组织，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生产组织因此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只有当基础生产组织进入到社会主义，我们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中国古代自夏朝开始进入奴隶时代，夏商都是奴隶制初级阶段。

在商朝时期，上层建筑进入了奴隶时代，但社会基础生产组织还处于原始部落制向奴隶制的过渡阶段以商朝国为例，当时商王直接管辖范围叫大邑商，是商人主要居住区在大邑商之外是商人的势力范围，包括西伯侯姬昌领导的周人是商朝的势力范围，这些是独立的方国，他们不受商王管辖，但是需要定期像商王臣服并纳贡，跟随商王作战。

商国内实行的制度却非常像原始部落制，与西周采邑制进行对比就能看出明显的差别殷商地区居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商人，少数奴隶，成份相对单一，不像西周每一块采邑都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明确“国野”的划分商朝贵者只有商王，大臣等少数人，他们的士兵不是贵族，平时务农战时为兵，阶级的划分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文规定谁是贵族谁是庶民，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人，有共同的文化信仰。

西周采邑内部则不一样，国人是贵族，野人是庶民，国人均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庶民时代为农，有着明确的阶级划分国人与野人不是自己人，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彼此之间是对立的原始部落是由几个不同的氏族（家庭）组成，在共同的文化信仰或者图腾崇拜下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得以形成。

这样的社会生产单元成形困难而且时间漫长，商朝的分封都是对现有的方国和部落进行册封西周则不一样，他们可以依靠宗法制进行分封，只要财力和人员充足，就可以从内部进行孵化出新的采邑这样一来，社会生产单元的成形要更快。

社会越是发展，社会生产单元的成形就越容易便捷快速，现代中国成立一个企业只需要7天时间周朝时期社会生产单元成型速度快，数量多，体量也更大，组织也更严密周初立国七十一，到春秋初期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卿大夫的采邑之地更是数不胜数。

每一个采邑都是一个基础生产单元，是经济实体，他们深刻影响资源的配给与优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据说商朝八百诸侯国，但那些所谓的国是否为基础生产单元还有待商榷，毕竟夏朝时号称万国之邦周朝时期的采邑制度组织也要严密的多，内部分工清晰，协作紧密，生产效率较原始部落要高得多。

国人掌握了绝对的武力，强迫庶民劳动，产出要比之前松散的原始部落制要高总之，西周社会和过去的夏商有些明显的不同，是奴隶制的完备阶段上层建筑——森严的也是僵硬的等级制度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

它包括阶级关系（基础关系）、维护这种关系的国家机器、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周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周礼规定了每一个等级能够享用的特权、物品、礼乐等等，不能使用超过自己等级的东西。

西周的等级大致可以分为周王、诸侯、大夫、士、庶民这几个

森严的等级制周天子：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一切的礼乐、文化、制度等等都由周王的名义颁布，是维护阶级关系以及周朝意识形态最为强大的力量，也是所有的贵族都需要维护的对象，周朝所有贵族都有维护周王权力与权威的义务。

周王是周朝整套社会制度得以维持运转的关键，维护周王实际上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从理论上来说，所有贵族所得的土地与爵位都源自周王的册封，一旦周王不存在，那么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爵位都将失去其合法性即使是异姓诸侯，其封邑内使用的管理制度也是宗法制，需要接受周王的调令。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上，周王可以协调诸侯国之间的诉讼和经济纠纷诸侯国之间有经贸来往，也有领土纠纷，诸侯国之间常常因为各种理由互相攻伐，周王有权利居间调停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同时诸侯也会把诉讼告到周王，由周王做出裁决。

周王的居间协调有利于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减少不必要的战争，减少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从而有利于发展，这也是一个上层建筑本该有的作用文化和制度上的趋同性也有利于促进诸侯国之间的经贸与技术交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奴隶制之所以能取代原始社会，就是因为原始社会没有上层建筑，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经贸纠纷、领土冲突等等只能靠双方自行解决，多数时候都是靠战争得以解决的摩尔根曾指出，印第安人频繁的战争是人口减员最大因素奴隶社会虽然是个不公平的等级制度，但是她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能够取代原始社会。

禹鼎铭文记载：“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周王是最高军事首领，部队规模最大，且可以号令所有诸侯随军出征，对内维护周朝统治，对外征伐周王有“宗周（镐京）六师，成周（洛邑）八师”，共14个师，3.5万兵力禹鼎铭文中有“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的记述。

西六师就是镐京的六个师，殷八师是指洛邑的八个师，用来监视管控殷商旧民的诸侯的兵力视国的大小与人口数量多寡而定，《周礼·夏官·司马》有记载：“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但是金文当中并没有军这个字，而且《周礼》成书于西汉，资料则是西周开始流传下来的，但经过几百年的转载，难免会有偏差。

现代流行的说法是诸侯国能建制三个师，7500的兵力也不少了，要知道西周有诸侯国七十一到一百四十，加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称霸西周时代没有问题

周王有“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战车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作战武器，当时的部队阵法很多都以战车为中心布置，讲究步坦协同周王有战车，诸侯也有战车战车在战场上能够冲散敌军阵法，常常能够决定战场胜负，是当时关键的作战兵种。

诸侯：诸侯在阶级关系上属于周王的奴隶，需要听从周王的命令在宗法制之下，诸侯是小宗，周王是大宗“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礼记》）”这一段讲的是诸侯需要定期到周王处学习最新的礼乐制度，以保证在文化、礼乐、制度方面保持与周王趋同。

诸侯需要自备经费组建一支军队，除了需要保卫周王的安全，还需要时刻听从周王的调遣，随王出征诸侯国具有极高的自主性，诸侯国内的事务周王没有权力插手，诸侯管理其国内事务行使的是宗法制，诸侯是其国内大宗，领导族众是其家事，国家也不得干涉。

宗子领导本宗族，这是制度、是规则，周王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也不能改变规则一旦有人违反了这条规则，那么整个国家原本的秩序就可能会被扰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诸侯到了地方，首先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个是祭祀，另一个是军事。

军事很好理解，诸侯到地方是要征服当地人的，为了防止本地部落反抗，必须要依靠军事作为后盾，只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够成为征服者祭祀是很重要的，宗子是祖先的象征，统领族众需要建筑宗庙，宗庙的祭祀活动可以加强宗族之间的情感交流，加强彼此的信任与感情，也是大宗对小宗进行管理的必备器具。

因此，祀代表的是一种管理制度，不管是军事还是经济，通过祭祀来实现管理团队乃至整个社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礼记》）”这段话的意思是天子出征之前需要祭祀祖先，开战之前也要在阵地上祭祀，以状军威，提振士气。

古人相对迷信，普遍相信鬼神与祖先的力量能够影响到他们，因而会建造规模宏大的宗庙来表达他们对鬼神的敬仰和对祖先的尊崇现代人常常嘲笑古人把人力财力都用在建设祠堂上，把祠堂建造得美轮美奂，连地面都铺满青砖，他们自己的房屋却破破烂烂，地面还是泥土夯筑。

这种观念就好像我们嘲笑一个酒店老板，把酒店建造的富丽堂皇，他自己家不过占地300平方的3层小楼房一样，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祠堂和酒店在经济学上都属于生产要素，人们更愿意把多的资金用在能够有持续产出的生产方面。

祠堂除了能够祭奠祖先、表达后代的心愿以外，还能够通过各种活动来加强族众之间的情感和交流，从而实现团结，增加彼此的共识一个有凝聚力的宗族才能够彼此信任，然后实现分工合作《国富论》早已告诉我们，精细的分工、紧密的协作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

因此，宗庙和祠堂在古代中国都是很重要的，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会把重心放在建设宗庙和祠堂上在军事上，诸侯的军队建制有严格的规定，不能超过周王的部队数量，也不能低于周王所要求的数量诸侯需要自备资金筹建军队，军队配置上需要按规定有一定数量的战车和士兵。

诸侯的军队主要用来镇压当地原始部落，维护地方治安，守卫王幾之地的安全并随时听候周王的调遣但是，诸侯的部队是私人部队，仅听从诸侯的命令而不需要听从周王的命令周王无权直接命令诸侯的部队，只能通过命令诸侯本人来实现对诸侯军队的调令。

这一点如同宗法制所规定的一模一样，从宗法制角度来说，诸侯的部队全部由其族众组成，只听令于诸侯（宗子）一人从阶级关系上来说，诸侯的部队属于他的奴隶，每个奴隶只需要听从自己的主人命令，而不需要听从其他人的命令，哪怕这个人是主人的上级。

这样一来就确保每个奴隶收到的命令是单一的而且是清晰的这样的阶级关系也是为了确保奴隶主的利益，可以确保自己的奴隶只服从自己的命令当然了，诸侯也是周王的奴隶，需要听从周王的命令，周王可以通过命令诸侯来间接控制诸侯的部队。

在经济上，诸侯需要定期组织人手到周王处学习最新的礼制与刑法和手工业技艺等等，确保诸侯国与周王所实行的礼乐、刑法、文化一致性此外，诸侯本人也需要定期进京向周王汇报自己领地的基本情况，同时向周王纳贡缴税但是由于缺乏监管的手段，加之山高皇帝远，诸侯国有非常强的独立性。

诸侯拥有广袤的领土，国内自然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且齐全，在经济发展上自成体系，不需要依赖周王对周王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军事上早期的诸侯国大多数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征服本地部落，需要周王在军事上提供帮助才能打开局面。

因此早期诸侯国在得到册封时往往没有立刻上任，而是需要等待周王提供帮助一同去镇压当地的武装力量，待打开局面以后才能稳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诸侯的统治稳固之后，破坏了当地人的文化信仰，彻底把庶民融合到周朝的制度之下，诸侯对周王在军事上的依赖就逐渐减弱了。

到了周朝中后期，诸侯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周王的依赖性明显减弱，加上血缘关系逐渐淡薄，诸侯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大夫：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封地称为“家”，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从西周开始的古代中国的“家”不单单指家庭，还泛指家族，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生产单元。

从周朝大夫的采邑之地开始，家就是指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生产组织后来，家演变成为家族或者说宗族，宗族也是一个基础生产组织，内部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是封建时代的基础生产组织，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封建庄园。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替代宗族成为新的、更先进的基础生产组织，宗族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家演变为家庭，是个小家庭大夫多是诸侯的小宗，也有周王册封周王的王幾之地从镐京到洛邑方圆千里，管理这么庞大的领地也需要大夫的协助，因此会册封大夫。

大夫是诸侯的小宗，协助诸侯管理地方，需要听令于诸侯（大宗）的调遣，有纳贡和服军役的义务，需要筹建自己的部队，在诸侯需要时跟随诸侯作战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内也是一家之主，是宗子，在封地内是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他管理的人口均听令于他而不需要听令于周王或者诸侯。

大夫在理论上来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诸侯，也是国中国但是，大夫的采邑毕竟要小得多，封地内自然资源少，很多资源需要从外地购买；人口也少，手工业不齐全，很多物品都需要从外地购买，因此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自主，不像诸侯能够自成体系。

军事上大夫的部队也不如诸侯多，一般仅够维持地方治安因此，大夫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均需要依赖于诸侯，独立性并不如诸侯国强烈，在政治上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士：士是士兵、战士的意思，也代表谋士，所有的士都是其所在封邑宗子的族众，在宗法制下是宗子的家人。

西周贵族的最低一级，周人是征服者，男性成年以后就要服兵役，成为士作为贵族，哪怕是下级贵族，依然享有众多特权士不需要服劳役，有受教育的权力教育主要是军事训练和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是免费的。

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有协助宗子（周王、诸侯、大夫）管理地方的权力，这既是权力也是义务宗子在制定决策时需要参考别人的意见，他们会在士这一阶级当中挑选有能力的人来充当自己的谋士而不仅限于他的血缘至亲这部分谋士往往在国中有固定的职位，属于公事者，地位较一般的士要高。

宗子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还需要征求大部分士兵的意见，他需要统一思想才能让自己的士兵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每个士均有禄田，这是西周时期俸薪制度，国家给国人土地，不再发放其它福利和诸侯大夫那种世卿世禄制不一样的是，士人的土地能否世袭尚不得知。

士和大夫不一样，他们只是有禄田，在官僚体系中士不是独立的地方官，而是依附在宗子之下的士兵，不具有宗子那般超然的地位而且士兵是高危职业，很容易因为战争而减员，说明士这一阶层变动性很大，为了确保每一个士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土地，我推断士的土地只能自己享用，死后回收到采邑主手里。

不过每一个士都是贵族，他的后代包括庶子也是贵族，长大以后都能够成为士，且能够分到土地对于采邑主来说，每一个士都是一份战斗力，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而且士在宗法系统当中，属于采邑主的家人，忠诚可靠，是宗子值得信任的人。

士还需要服力役力役包含的范围广泛，包括都城内部的宫殿修筑、城墙和物资运输，也包括田猎、逮捕盗贼、宗庙家庙祭祀时的一些杂役，还包括孩童的启蒙教导和其它教育工作等等总之，力役的范围包括了一些不能使用庶民的比较机密的劳役，还有一些技术工作，还有一些教育工作。

这一时期的力役主要是一些管理工作，是没有公职之称的基层管理工作，帮助统治者对民众进行管理它和底层的庶民从事的劳役徭役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些士能够在国中任职，公事者免除力役“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周礼》）。

”但是等级和职位不是一样的，等级是可以世袭，官职却不一定能够世袭，是可以调动的国中的官职均由采邑主任命，采邑主会在国人当中择优录取，官职世袭制不符合这个条件原本采邑制的选择范围就仅限在贵族当中录取优秀人才，这已经是个相对狭小的选择，若是官职世袭的话将有可能导致整个官僚系统无能，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宗子本人。

官职不能世袭就意味所有的士都有机会任职，这对士族来说无疑是个激励，只要努力奋斗就有机会能够上位，至少对于士人来说有上进的可能性若是官职世袭制，就说明一切都不可能了，将会严重打击士族的进取心士族的禄田不在公田范围内，理论上来说需要自己耕种。

精明的士会找庶民来帮自己耕种，勤劳的士则自己耕种，而那些没有能力又懒惰的士往往就贫困潦倒因此，贵族当中也有贫富分化士需要服兵役，而且需要自筹个人装备，因为宗子已经给予士族土地，这些土地是士兵的收入来源士兵按照军队的要求自备武器，军队要求的武器是戈的就不能准备剑，戈、盾和甲胄都需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准备。

士兵无力自己制作武器装备的可以到封邑主那边购买，大夫的采邑买不到就要到诸侯的采邑处购买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能够生产出合格的武器装备若是士兵没有按军队要求自备武器，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每一个贵族都需要按照规定准备军需物品，士兵若是没有武器就不能称之为士兵，甚至有可能会被剥夺作为贵族的权力。

从个人角度来看，士兵也有追求精良武器的意愿一来个人装备关系到自己在战场上的存活几率，士兵不得不格外关注武器的精良程度二来高品质的武器有利于自己在战场上的发挥，士兵需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来建功立业，为自己争取到战功。

在战场上立功是贵族最好的晋升途径，也是每一个贵族发家致富的机会优秀的战场表现不仅可以建功立业，而且可以收获丰厚的战利品和俘虏赎金等收入庶民：西周的庶民是被征服者，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处在社会最底层，是马克思口中的奴隶阶级。

在西周，真正的奴隶是很少的，不构成为一个阶级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和罪犯，甚至战俘的身份都要比庶民等级高，因为当时能参军的都是贵族，战俘也是身份高贵的人，一般都用来索要赎金，不会轻易斩杀庶民就是现代我们称呼的平民、百姓。

庶民的叫法由来已久，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把底层民众叫做庶民，这种叫法被秦汉所沿用，一直到唐朝才普遍改为民，或叫黎民西周时期，庶民是没有姓氏的，只有个名，也就是个名称姓氏只有贵族才有，这也是区分贵族与庶民的标志。

从春秋战国开始，姓氏才开始在寒族当中使用，秦汉到唐朝是一个逐渐普及的过程，一直到宋朝时期官方修订百家姓，人民的身份地位首次被官府认可，从此百姓便成为了平民的称呼之一庶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是被征服者，没有往上爬的机会，只能世代为农。

不能接受教育，无法学习礼仪在贵族眼中庶民愚昧无知，又不懂礼仪，是个野蛮人，只适合在社会底层从事体力劳动这种观点不仅在古代有，现代人也依然有近段时间，中国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结果被很多网民大肆讨伐，说无人驾驶出租车抢夺了滴滴司机的饭碗，导致大量司机失业。

网友们认为科技不应该跟底层民众抢饭碗，实际是潜意识地认为出租车司机没有文化，从事这种不需要动脑的体力工作是最合适的这种观点若是出现在执政者心中，那将是危险的执政者应该做的是努力提高底层民众的知识储备，创造一个有利于民众学习的社会环境，从而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从而使他们有能力脱离贫穷落后的面貌。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无人驾驶替代了出租车司机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发展，但是目前的人工智能还不能替代人脑，社会越是智能化，就越需要人工监视简单点说，社会的发展会淘汰一些旧的工作岗位，但是也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底层民众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

因此，不应以任何理由阻碍智能化，阻碍人工智能和机器替代人工作庶民需要服劳役，他们承担了社会绝大部分的劳役工作庶民服劳役时会有士等贵族在身边监督，以此确保业务顺利进行耕种公田、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等都是服劳役范围，会有贵族监工。

有时候不仅是公事，士族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庶民做额外的事，比如说要求庶民耕种士族的私田等等若是不听从他们的安排，轻则一顿毒打，重则有生命危险庶民不需要服兵役，只有贵族才有权利服兵役但是庶民需要随军从事诸多杂役，包括军队的后勤都是由庶民承担的。

除了不需要上阵厮杀，庶民需要承担军中所有的后勤杂务，这也是劳役的一种一般情况下，庶民的生命还是有保障的，不会被肆意杀害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属于采邑主的个人财产，士等贵族若是杀了他们就损害了采邑主的利益，需要赔偿相应损失的。

采邑主维护个人私利也一定程度保护了庶民的生命，使得士人不敢任意妄为正如斯密在《国富论》当中指出的：“追逐个人私利有助于实现公共福祉”虽然庶民的生命有基本的保障，但是生活上却极端困苦，而且没有上升的机会，不能依靠自身的努力脱离底层，只能世代为农。

因此，总有不甘于现状的庶民会选择反抗与逃离反抗是绝路，虽然庶民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由于他们散居在野，很难联合到一起，而国人都住在一起，一旦有异样情况就会集体出动一个诸侯国镇压不了的周王就会联合数个诸侯国共同镇压，在西周历史上，不曾有成功的农民起义，甚至连大规模的庶民起义也没有过。

逃离也是困难的，庶民属于采邑主的财产，册封的时候土地上的人口与资源都归采邑主所有，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采邑主会派出士兵严格监视庶民的活动，不允许庶民逃离封地即使庶民成功逃离，面对荒山野岭也很难独自存活。

若是逃离到别的诸侯国，一旦被发现是要被当做罪犯来处理，脸上要被刺字的庶民也不可能逃离到外地冒充贵族，因为不懂礼法，也不懂军事阵法，随便测试就会露馅总的来说，庶民是被贵族用武力使之屈服的，被贵族强迫劳动但是周朝贵族并没有完全榨干庶民的全部劳动力，而是留有余地，使庶民能够得以繁衍生息，这也是为了能够长久剥削庶民。

西周的社会制度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奴隶制度，一种极不公平的奴隶社会，但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又比原始社会要更快，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僵硬的等级制：奴隶制是森严的等级制，上级在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它严格规定了每一个等级所能享用的物品和权力，也规定了每一个等级需尽的义务诸侯服从周王的命令，大夫服从诸侯的命令，三者之间既是阶级关系，同时他们又各自是其封地里的王者整个社会的运转机制是士族服从本族宗子的命令，使用武力强迫庶民阶级劳动获得果实，采邑主将获取的利益部分反馈给士族，使用思想文化和共同利益同士兵捆绑起来，让士兵死心塌地跟随自己，形成一个完整又闭合的生态链。

最森严的等级制也是最僵硬的等级制，这一点和物理特性相吻合，人类社会的运转机制和自然规律是相通的周王没有权力插手诸侯国内部事务，诸侯的军队也不归周王管控，周王要想管控诸侯的部队就需要调令诸侯来实现，而不能越过诸侯直接调动诸侯的部队。

这是一种僵硬的等级制，因为上级和下级之间不能越级调度，周王不能越过诸侯调动其部队，诸侯的士大夫们也不能越过诸侯直接向周王汇报情况周王的命令只能通过诸侯，由诸侯再次下达；同样的，下面士兵发现的情报只能上报给诸侯，再由诸侯汇报给周王。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奴隶主的利益，因为被奴隶主需要自己的奴隶只听命于自己一人，而不是多个人同样的，若是一次军事行动需要多个诸侯国共同参与，那么一般都需要周王为主帅进行居中协调因为除了周王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命令诸侯，因此当军事行动涉及到多个诸侯国时，周王必须出征。

说起来，周王本身就是军事首领，率军打仗是周王原本的职责理论上说诸侯若是反叛，由诸侯领导的军队都会跟着反叛，因为诸侯的部队只听令于诸侯而不听令于周王但实际上周王并不害怕诸侯反叛，诸侯若是反叛，周王可以解除其分封的土地和爵位，权力与义务是互相依存的，只要周王把诸侯贬为庶人，那样的话诸侯的士兵和大夫就可以不听诸侯的命令，因为他已经是个庶人了，他的封邑也没有了。

小宗需要服从大宗的命令，是宗法制所规定的诸侯和大夫需要听令于上级的命令，做出表率给士族看，因为整个社会都需要下级绝对忠诚并听令于于上级才能有效运转，若是下级不听令于上级，那么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不管是谁，率先违反了规则（宗法制），这种做法将会受到整个社会的疏远和离弃。

也就是说，只要这种经济基础没有改变，那么相应的上层建筑就固若金汤只要以服劳役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没有变化，那么整个社会都需要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命令才能得以有效运转，奴隶制时代那种僵硬的等级制就不会改变这种等级制是奴隶社会的管理制度，和以服劳役为主的经济基础是相呼应的。

僵硬的等级制有许多的缺点，比如说运转效率低下、对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等王幾之地制定的文化、制度、经济模式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传递到下面诸侯们需要定期组织人手到周王处学习新的礼仪制度和军事方阵、文化和科技等等。

周王想要了解各地民情也需要等待诸侯们定期的汇报，信息需要等待层层传递才能到达中央尽管如此，这种制度取代原始社会依然是进步的，因为原始社会没有能够涵盖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不能凝聚力量快速发展，也无力调节各地区的社会矛盾。

封邑的由来：封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只是夏商时期的采邑和西周有明显的区别商朝时期，商是最强大的方国，依靠武力对周围部落进行征伐，使之屈服并承认自己的地位，商朝是依靠强大的武力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然后抓住各部落的继承人作为人质，同时利用鬼神学说胁迫这些被征服的部落定期纳贡，在商朝需要是跟随商的军队出征。

同时，商朝也会对被征服的方国进行册封，既显示征服又有安抚了作用比如说商人对周的态度，商王册封周人首领为西伯侯，但是周文王的嫡长子伯邑考却在商王处作为人质，以此来制约周人使用武力只能让人暂时屈服，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很多方国对商的态度都是时敌时友。

商人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征伐来保证自己共主的地位，一旦商朝陷入衰落，很多方国就不再进贡，也不随商王出征虽然很多方国对商的态度时敌时友，但依然可以把这些方国看做是商的地方管理机构，因为大多数方国都接受商的文化输出，接受商人的军事训练，对商有纳贡的义务。

商时的众方国不管是敌是友，均称商为王，自己则接受商王册封的称号，属于商朝的地方政府，只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常常形同水火周朝的采邑制源自商朝又有所发展，但是册封的对象不一样商王册封的是当地已有部落，周王册封的大部分是宗亲，最大的变化是周朝利用宗法和礼乐制度来帮助诸侯国打开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融洽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不管诸侯国是否为周王的宗亲，全部都接受了周朝的宗法制度来管理地方，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文化与制度上是趋同的，沿用的是同一套制度在本质上来说，守卫周王的权威就等同于守卫自己的权威因此，在经济基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没有哪个贵族敢胆明目张胆地去挑战上级的权威，那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挑战整套制度，与全社会为敌，同时也是与他自己为敌。

现代普遍把西周的分封制叫做封邦建国，甚至称为封建制这种划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法，马克思所说的封建指的是庄园经济，是一种经济基础，不是指国家体制西周时期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是一种强迫庶民服劳役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奴隶制。

军事与战争：在西周时期，国家体制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周天子实际上无法插手诸侯国的内部事务，中央集权是非常松散的，比夏商时期要好一点，夏商时期中央与地方常常是对立的中央的权威主要体现在制度上和军事上，诸侯的军队在周王需要时必须随王出征，这种情况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

周王在对外战争时若是要多个诸侯国跟随，那么周王是要亲自上场的，因为除了周王以外没有人能够调动诸侯的部队，这是僵硬等级制的体现理论上来说诸侯只是周王的奴隶，只需要听从周王的命令而不需要听从他人命令，周王若是不能亲自出征，那么诸侯是可以拒绝出征的。

当然，若是周王年幼或者失去行动能力，可以由摄政王代替，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周成王年幼时发生三监之乱，周朝的军队就是由周公率领平叛的，周公当时是摄政王军事制度方面，各等级均要自行准备武器装备，跟随自己的宗子出征，听从宗子的命令行动，做到令行禁止。

诸侯（小宗）听从周王（大宗）的命令，大夫也一样，谁册封的就听从谁的；士兵则听从自己的宗子每一个级别都要自己准备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周王有“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诸侯也要准备战车，装备自己的旅贲；士也要准备好个人装备，跟随出战。

西周的战争讲究阵法，这是由当时的作战环境决定的在原始部落时期，战争是松散的，主要讲究个人勇猛，兵团之间的战争极为混乱，类似于黑社会打架一般毫无章法到了后来，战士们发现统一的行动可以冲散敌军阵型，可以有效打击敌人，为己方争取更大的胜算。

到了商朝末期，大家都会列队统一进攻，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此时单纯的方阵已经不能取得以前的优势，于是战车便随之出现

战车由两匹马或者四匹马作为牵引，车上站着三个士兵，这三个士兵是车兵，身份较一般的徒步兵要高贵其中一个士兵驾驶马车，一个士兵持弓箭，另一个士兵持长武器，一般是戟戟和战车最为匹配，冲击时可以挡在前方穿刺，交战时又可以横向收割。

战车盛行于先秦时期，到了两汉时期，随着马鞍和马镫的普及与推广，骑士兵种登上历史舞台，战车随之消声灭迹西周中后期：西周的繁荣昌盛只是在前期，成康之治后，历代周王再也没有过那般盛世传到第九代周夷王（前885-878年）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当血缘关系逐渐淡薄时，旧有的制度已经不能像最初那般具有很高的威慑力，诸侯们常常以各种理由减少纳贡或者拒绝纳贡当时以楚国为最，楚国国君熊渠自称为王，这是公开的僭越诸侯国之间也互相攻伐，有时候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掠夺财富和战俘，战俘都是贵族，用以勒索赎金。

但是这一时期的西周没有如春秋战国那般礼崩乐坏，因为经济基础没有改变，相对应的那套制度也依然适用，周王的权威仍然存在周夷王杀鸡儆猴，烹煮了齐国国君齐哀公，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他的儿子（？-前828年）周厉王继位以后，以残暴著称，熊渠害怕周王联合诸侯攻打楚国，取消自称的王号，低调行事。

当时的周王室虽然受到的纳贡减少，但是周王的经济与地位依然比诸侯国要高出一截，礼乐制度依旧稳定运行诸侯与贵族维护周王权威的目的是维护宗法制，而不是周王本人周厉王在政治经济实施过改革，触动了国人的利益，遭到国人议论与抵制。

这是改革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但是周厉王残暴，他禁止国人议论其本人，相当于取消了国人参政议政的权力，结果发生“国人暴动”事件公元前841年，国人集结围攻王室，扬言要和周厉王鱼死网破士兵都由国人组成，这就相当于士兵哗变。

无奈周厉王只好逃到彘地（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并老死在这里这就是著名的“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事件此次事件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凌驾于一切之上，最森严的等级制之下的王也不行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之后，由周定公和召穆公两位大臣代政，史称“共和行政”。

一直到厉王在彘地死后，由厉王的嫡长子姬静继位，称周宣王（？－前782年）这说明周朝的那套宗法制和礼乐制度依旧适用，王室的地位依旧稳固虽然说周王的能力不强，不能与诸侯斗争中占据上风，但是只要制度的影响力在，未来只要出来个厉害的角色，就有机会能够力压群雄，重振王室的荣光。

对于周王来说，诸侯不是威胁，真正的危机在于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经济基础一变，相应的上层建筑就不再适用，对于周王来说，若是上层建筑不能随之改变才是真正的危险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周伐戎，结果大败失败后的周宣王决定实施改革，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富国强兵。

史料记载他做了两件事，分别是“不籍千亩”和“料民”“不籍千亩”就是取消籍田制，籍田就是公田，这是史料记载最早的废除井田制“料民”则是清查人口数量，清查的不是国人的人口，而是庶民人口当时国人的人口数量有专门的官职记录，不需要清查。

周宣王要盘点庶民人口数量，就是想要征收人头税，废除井田制，增加收入来源，同时还能在庶人当中征兵这实质上就是给予庶民贵族的身份，此举遭到了贵族的反对，他们以“民不可料也”为由反对宣王的改革措施这个事件说明西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王幾之地最早发生变化，因为这里的生产力最发达，其他地方紧随其后。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已经发展起来，当时由于历法的更新，以及耕种技术的提高，垄作法的运用和耕具的改良，农田的生产力得以提升，垦荒也变得更容易一些精明的诸侯不再满意公田的收入，他们于是取消公田，把土地分给庶民耕种，收取固定的人头税或者什一税。

如此一来激发了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又节省了运营成本因为以前耕种公田需要很多人工监视庶民，这样才能保证公田的产量如今在生产方面已经不需要监视庶民耕种，因为是按比例纳税，所以庶民有动力努力耕田，诸侯只需要再收获的季节征税就行了，节省了大量的运营成本。

因此，经济基础一变，围绕着新的形式变化就需要另一套管理制度，上层建筑也就随之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变化旧有的“国野”、“乡遂”制度变得不再适用中国历史迎来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变革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变革，主题是围绕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应该使用何种政体来作为相匹配的管理制度。

不管怎样，西周尽管是个极不公平的奴隶社会，但是这种制度有其历史背景，她取代商朝的那种制度无疑是具有进步性的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不是最早的，但是中国进入封建时代却是世界文明当中最早的一批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那一年起，就已经进入了封建时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早的。

在这当中，西周的制度功不可没在社会发展中，没有公平不公平这一说，只有发展的快和慢的区别有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是公平的，后人却认为是不公平的，因此公平与否都是相对的只能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才能变得更加文明与公平。

西周的历史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我对历史的阐述，那么请关注我。我将继续以这种方式阐述中国历史的变迁，讲述历朝历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与革，讲述社会面貌的变革，与你一起观察不一样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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